朱德传(112)_虚阁网

一一二

　　25.抗战的号角吹响了

　　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革命根据地周围的情势稍形平静，朱德获得了一次学习和休整的机会。这在他长期的戎马生涯中是很难得的。他阅读了许多马列著作和历史著作，回顾并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参加“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研究会”，在红军大学教授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

　　这时全国的局势发展得很快。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又把侵略势力迅速伸向华北，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国内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年十二月九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要求抗日救国的群众运动新高潮，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在决议中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并且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内部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表明国共关系在严重民族危机下已发生重大变化。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时，日本侵略者指挥的伪蒙军正向绥远大举进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奋起抗击，取得了重大胜利。十一月二十日，朱德同毛泽东联名致电傅作义，称赞他“孤军抗战，迭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吾人深信，吾人现所努力之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之行动，必能对于足下之抗日义举，遥为声援。”同月月底，朱德率领红军总部抵达陕北保安县，同中共中央会合。十二月一日，毛泽东、朱德等暨全体红军发表《致蒋介石书》，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争取和团结东北军、西北军共同抗日的工作这时正在顺利开展。十二月十二日，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发生。主张抗日、反对“剿共”的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前去催逼他们“剿共”的蒋介石，对他实行“兵谏”。几天后，蒋介石向前去看望他的周恩来当面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基本上实现了国内和平。中华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

　　但是，形势的发展并不那么一帆风顺。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却遭到蒋的软禁。国民党中央军顾祝同部正准备从潼关向西安推进。大局一时还没有完全明朗。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现在是抗日不抗日的问题，应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反对内战”。二月一日，朱德以红军总司令名义向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明确表示：“红军之主张完全与全国人民一致，用全力谋国内各党派、各军队之联合，共同向着中华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而不愿自相残杀之内战再延一时一刻也”。他要求蒋介石和国民党将领遵守原已许诺的“国内和平之新政策及撤乓之命令”，并声明已“将红军各部队停止于苏区边境，对苏区邻近之各国民革命军部队不加以任何攻击，确守互不侵犯原则。不论过去曾否与红军敌对之部队，一律以友军看待，静待联合抗日局面之成立。”

　　当时，国民党正准备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为了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中共中央在二月十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是，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保证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的争论，在二月二十一日通过了一项事实上接受中国共产党提议的决议案，在国共合作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号召全党“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朱德在会上发言，指出：“现在是红军新阶段”，“自‘九一八’事变后，红军即发表愿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抗日的协定，获得了很多人的同情。现在最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任务是联合全国力量打日本。”为了实现这个转变，“对于友军工作与群众工作，不要用老一套[方法]，对友军要开诚布公，影响他们、推动他们抗日；对于群众工作，要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要把门打开。”将要到来的全国抗战会是一场怎样的战争？中国共产党在对日作战中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战术？朱德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他强调指出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群众力量的组织动员问题，说：“据我们的经验与估计来看，抗日战争不是一年半载与一两次战争就能解决的。战争的时间必会长久，战线必定会很宽。那么我们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就是预备军的动员如何，预备军的组织如何。”因此，他强调：“首先应争取民主制度的实现。否则一切全是空的。”“必须改善群众的生活，才能增强抗日的力量。”他认为游击战争将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起重要的作用，指出：“游击战争是抗战的一个力量”；“党校与红大要加强训练游击战争的干部，以后要派一批干部到地方去当教师，游击队的队长、政委主要要从当地创造”，“在游击战争的实践中是可以培养出这方面的干部的。”他还指出：“在没有大山的地区也可以依靠群众，利用村庄、地沟、山边等有利地形打游击。有把握的就打，没有把握的就不打。最要紧的是要争取最大多数群众。”他总结了过去军队工作中的两个教训：“一是大革命时代的教训，只做上层工作；一是大革命以后，只做下层工作、破坏工作。现在，我们要打入进去，上层、下层都要做工作，不做破坏工作，只准备进行争龋”六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军委组织了一个军事研究委员会，“目的在于提高红军军事学识，总结国内战争的宝贵经验与学习新的军事知识，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战争；其重要任务在于研究对日抗战、目前军事教育、国内战争经验教训各项问题，并拟具体意见提交执行机关。”这个委员会由朱德、毛泽东、林彪，萧劲光、李德五人组成，朱德任主任。

　　这个时期，朱德和红军其他领导人为了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作了大量的研究和教育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后来，朱德说：“当我们由内战进入抗战时，面对着的敌人是日本军队，我们便不固执内战的经验，而是加以必要的改变和提高，充分研究敌情来下决心，来决定战法。”

　　一九三八年发表的朱德的重要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反映了他在这段时间里研究的成果。这部著作对抗战初期敌后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抗日游击队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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