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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三


  红军总部在七月十日到达芦花后,见四方面军没有跟上来,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立刻致电张国焘,望他按照原定的“迅速北上原则”把部队“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为了顾全大局,维护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中央政治局于七月十八日接受周恩来的提议,将周原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同日,中央军委发出通知:仍以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二十日,中央军委又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命的决定》,将一方面军一、三、五、九军团分别改为一、三、五、三十二军,原四方面军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番号不变;并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

  这时,张国焘才率领红四方面军到达芦花。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两天,中央政治局再次在芦花开会,听取关于四方面军情况的汇报,并讨论对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通南巴根据地及组织西北联邦政府等问题的看法。朱德在发言中认为,对四方面军“应以正确的估量”,他肯定了四方面军在创建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力量、多次打破敌人“围剿”中取得的成绩,也分析了在部队政治工作、地方工作及战略战术配合等方面存在的缺点与不足,希望总结教训加以改进。他没有提出过于尖锐的批评,主张目前正处在行军作战期间,一切服从战争的胜利,暂缓讨论军事以外的问题。

  但张国焘却在暗地里进行反中央的活动,他不区别遵义会议前后的不同,而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等流言蜚语。在中央和一方面军中,有少数人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错误地提出“军阀主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等批评,还公开写文章抨击,这也引起了四方面军一些干部的反感,给了张国焘以挑拨的借口。这些复杂的情况,使朱德对两军会合后的团结问题感到忧虑。

  为了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他同四方面军指战员接触时,总是多讲他们的长处,多说鼓励的话,并推心置腹地以诚相待,因而受到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拥戴。徐向前回顾当时的情况说:“那时我和总司令接触最多,几乎天天在一起核对敌情,调动队伍。”“他认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年青、有朝气,部队生龙活虎,纪律严明,是支难得的有战斗力的队伍。他说一方面军过去也是这样的,但经过万里转战,损失不小,十分疲劳,亟待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他希望一、四方面军指战员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一心,渡过眼前的困难,争取更大的发展。他的这些话,完全是顾大局的肺腑之言,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朱总司令作风朴实,宽厚大度,平易近人,为接近过他的干部、战士共同称道。”徐向前从朱德那里得知,一方面军保存的干部较多,兵员较少,便同陈昌浩商量,建议从一方面军派些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同时从四方面军调几团兵力补充一方面军。经中央批准,原在一方面军的张宗逊、陈伯钧、彭绍辉、李天佑、李聚奎分别担任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参谋长或政治部主任,还调去一批政治工作干部。这些干部的调配,对加强四方面军的军事工作、政治工作,特别是后来对抵制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月底,朱德和红军总部、中央机关到达毛儿盖地区。这时,敌情已出现不利于红军的变化:蒋介石调往川北堵截红军北上的嫡系主力胡宗南部已在松潘集中,基本完成了堡垒线的构筑,控制住经松潘北去的大道,原来担负追击任务的薛岳部和川军也从东南方向压来。由于张国焘的拖延,时机贻误,松潘战役计划已难以实施。八月初,中央军委决定以红军主力西指阿坝,北进夏河地区,争取在洮河流域消灭阻敌,进入甘南。三日,制定《夏(河)(河)战役计划》,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十几天后对编组又作了一些调整,规定: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辖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军委纵队一部,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北进,首先占领阿坝,再北进夏河;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辖一军、三军、四军、三十军、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首先占领包座、班佑地区,再向夏河前进。

  在准备北上时,中央政治局于八月四日至六日在毛儿盖以南不远的沙窝召开会议,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作出决议,重申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是正确的,而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是实现这个方针的基本条件,指出:“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同时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进一步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反对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动遥朱德在发言时指出:两个红军主力会合后力量增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是有把握的,要提高自信心,克服各种困难去战胜敌人。对一、四方面军,不能轻率地说谁好谁坏,存在缺点是可以改进的。

  沙窝会议后,朱德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总部赴左路军集结地卓克基。这以后,朱德同多年来一起并肩战斗的毛泽东、周恩来等暂时离别。要同张国焘共事,朱德深知,这“不是一件容易小事”。他后来曾回忆道:“张国焘这个人,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一般的还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的人。有些老同志对他印象都不好,但也没有谁说过他的坏话,因为他那时还是一个党的负责同志。也听说到他是一个‘机会主义’,但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两河口去合后,在那儿革命军事委员会、党以及苏维埃政府代表们都开了会议,讨论了几天,作下了决议要继续北上。当面张国焘他并不提出反对,却在背后去阴谋来反对这个决议,不执行这个决议——当时我们还不了解他素来就是反对中央的这种情形。他开过会回去以后马上鼓动自己部下的队伍来进行反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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