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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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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之战是红军长征以来最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斗。“我八军团之一部被敌击散，我六师约一个团及（五军团）卅四师被切断，其余部队都已渡过湘江。”红军虽然突破了最后一道封锁线，保存住了主力，但整个部队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为三万余人。 惨痛的损失，引起全体指战员的深思。朱德曾沉重地总结这一阶段的教训说：“对于突围是没有丝毫经验的。长征就像搬家一样，什么都搬起来走，结果太累赘，很吃亏。补充来的新兵没有来得及搞到团里、营里去——没有带过兵的人，就会搞空头计划，他们不知道没有训练过的新兵，不跟着老兵怎么走，结果，就让新兵去搬运东西——整个司令部、党政军机关、干部都很重要，连印刷机、兵工机器都搬出去。结果，一个直属队就有一万多，所以需要的掩护部队也就多了。因此，部队动起来很慢。”由于吸取了这个教训，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在十二月四日发布《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并要求检查携带的物资，不必要的立刻抛弃或毁坏，使部队能够轻装前进。 过了湘江，红军“决脱离敌人，继续西进”，进入峰峦连绵的西延、龙胜山区，行军更加艰难。天上是国民党的飞机跟踪轰炸扫射，脚下是山险路滑，周围山头上又常有反动民团打来的冷枪。通过苗、瑶等少数民族地区时，反动势力派了许多便衣密探混入红军驻地，放火烧房烧粮，然后散布“共匪杀人放火”的谣言蛊惑民众。朱德对这一情况十分重视。总司令部十二月七日这一天的行军日志中记载：“朱总司令命令：连日桂敌派出大批密探，在我各兵团驻地，纵火焚烧民房，企图疲劳及嫁祸于我军，破坏红军在群众中的信仰。各兵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于到达宿营地后，及离开宿营地以前，严密巡查，并规定各连值班。一遇火警，凡我红色军人，务必设法扑灭，及救济被难群众。纵火奸细，一经捕获，应即经群众公审后枪决。”十二月十日，红军再入湖南境内，攻占通道县城。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主力将由这里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这时国民党军队已了解红军的意图，预先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布下相当于红军兵力五六倍的重兵，张开口袋等候红军钻入。在这个关系到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提出绝不能往这个口袋里钻。他主张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前进，力争在运动中打几个胜仗，以扭转红军突围以来的被动局面。于是，中央几个负责人在通道临时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对此作出决定。会后，朱德命令各军团、纵队“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 红军突然折入贵州，是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的，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赢得了主动。十五日攻占黎平后，部队得到了两个月连续行军作战中的第一次休整机会。但是，转变战略方向问题虽在通道会议上提了出来，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博古、李德不顾国民党重兵仍在湘西的实际情况，依然主张从黎平再北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十八日在黎平开会，讨论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问题。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朱德非常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挫折和教训使他对毛泽东更加信服。因此，他和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站在一起，否定了博古，李德要中央红军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这个决定从实际出发，确定了中央红军长征战略方向的重大转变，使红军避免陷入绝境，并开始从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 第二天，朱德和周恩来向全军发出《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之通电》，对中央红军最近时期的行动作了部署，规定分成两路纵队，队西北方向转朝贵州腹地的剑河、台拱以至施秉、黄平地域推进，并要求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积极活动，牵制湘军和川军，策应中央红军西进。 在通道和黎平期间，中革军委曾就部队整编问题先后作出两个决定，一个是将长征前不久新组成的八军团并入五军团，另一个是将军委一、二两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任命刘伯承为军委纵队司令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陈云为政委，下辖三个梯队。 这以后，中央红军向黔北重镇遵义直进，于十二月底到达乌江南岸瓮安县猴场一带。野战军司令部开始部署强渡乌江的战斗。三十一日，朱德连续电令：“我三军团应迅速渡过乌江”，“一军团限今晨八时前全部渡河完毕”；“军委纵队限今十时渡河完毕”。这时，博古和李德仍对黎平会议的决定持不同意见，再次主张不过乌江，回头东进同红二、六军团会合。 为此，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对博古、李德提出批评，决定强渡乌江，并通过《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猴场会议后，完全停止了李德对于红军的指挥权。 一月二日至六日，中央红军分三路渡过乌江天险。七日，先头部队袭占遵义。八日，朱德致电各军团、军委纵队领导人，告诉他们：“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以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 红军进驻遵义，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一月十二日下午，在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上召开有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朱德首先讲话，阐明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红军有严格的纪律，自觉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宣传红军的主张，愿意联合国内各党派、军队和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接着，毛泽东、李富春和遵义群众代表也讲了话。大会宣布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 会后，朱德还参加了红军篮球队和遵义三中篮球队进行的友谊比赛。在短短十几天中，有四五千青年报名参加红军，使红军队伍得到突围以来最大的一次补充。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红军总司令部的驻地，即遵义老城批把桥原柏辉章住处的楼上，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会上，毛泽东针对博古的总结报告作了长篇发言，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着重剖析了“左”倾军事路线实行消极防御战略方针的错误及其表现，如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还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由此而产生的战略战术问题。 朱德在王稼祥、张闻天之后发言，态度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他对博古、李德军事上的瞎指挥有着直接的充分的了解，因此讲话时很激动。 在会上给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回忆道：“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多数人发言中提出的意见，最后形成《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分清了红军战略战术中的根本是非，肯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前几次反“围剿”中取得胜利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常委分工中，“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会后不久，常委再行分工，“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这以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这样，实际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革命在几乎陷于绝境的危急时刻作出的关键性抉择，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二十六年后，朱德在缅怀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时写下这样的诗句：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遵义会议后，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协力配合，指挥三万红军驰骋在云贵川高原上，同数十万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周旋，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 经过四渡赤水战役，终于跳出敌人的围堵圈，使红军从被动变为主动。 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才发觉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已经改变，急忙命、薛岳等部以重兵向黔北地区进逼。因此，遵义会议改变了黎平会议关于在黔北创建新苏区的决议，决定北渡长江，在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于是，红军分三路向赤水、土城地区开进，准备北渡长江。蒋介石命令战斗力较强的川军以重兵封锁长江，并进入赤水、习水、土城地区阻击红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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