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94)_虚阁网

九四

　　但是，抱有“左”倾观点的博古、项英、李德等，拒绝朱德、周恩来提出的配合十九路军的正确意见。十一月二十五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红一方面军行动的训令，规定：“我们不应费去大的损失来与东北敌人新的第一路军作战，而让十九路军替我们去打该敌”；“我们要看新的第一路军与十九路军作战的结果以及敌人新的部署如何，可能在十二月中旬突然将我们的主力转移到西方对付敌人的第二路军”。他们声称：“福建所组织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区别”，并且断言“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

　　在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博古、项英、李德主持下的中革军委不采取任何积极行动来配合第十九路军，相反，决定将红军主力由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域，让第十九路军单独同蒋介石的“讨伐”军作战。

　　朱德后来说：“当蔡廷锴暴动的时候，应该用全力去打击闽浙赣边。敌如果一来，就会陷死在里面，有进无出，饿也会饿死。当时在闽浙赣边的中央军相当空虚，他们又焦急，如果打去，可以消灭他几个师，而且牵掣了敌人，可以使福建至少能支持半年。结果只以一个七军团去打，力量少小，当然没有牵掣得着。李德当了军委会顾问，一切我们都没法反对他。我们当那时，却想休息疲乏，就没有进行。就是同十九路军挨近些打也好些。就是失败了，也不会让十九路军被缴了枪。在五次反‘围剿’中最大的关键就在这里，实在太可惜了。”十二月中旬，国民党军队为了保障他们进攻第十九路军的翼侧安全，以一部从黎川南出，向团村、东山、得胜关进犯。十二日，有两个师开到团村地区向红五军团阵地发起进攻。

　　朱德立刻命令已奉命西调而尚在团村附近的红三军团等部，从东，西两个方向进行反击，但因红一方面军主力的“分离作战”，兵力不足，只打成一个击溃仗，那两个师大部逃脱，朱德深感惋惜，他和周恩来在十三日致电项英，说：“我东方军昨日战斗相当激烈，杀伤敌虽近千，恐缴获不多，非再集中全力给敌以更大杀伤，不易使东北暂归平静，而使我战略转移”，“提议立刻调一军团及十四师（留守备部队）至康都西城桥准备会同三、五、九军团主力，甚至七军团主力一部，于东山、得胜关间与陈敌主力决战”，并指出：如不这样集中优势兵力而分兵作战，实行干部战士都不了解、不熟悉的所谓“新战术”，不仅不能赢得大的胜利，“且常付过大代价，此点在目前特别重要”。周恩来在电文后特别说明：“昨日团村战斗，如一、三军团会合作战，战果必然不至如此”。朱、周在电报中建议应立即集中红一、三、五、七、九军团主力在东山、得胜关同敌军主力决战。

　　这个极好的建议又没有被博古、李德、项英接受。十三、十四日，中革军委连电朱德、周恩来，不同意前方的提议，仍坚持将红军主力西调去攻打永丰一带的堡垒线，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四次变更作战命令。这种主观、武断、轻率、不尊重红军前方最高指挥员的作法，使朱德和周恩来都很愤想。周恩来不得不致电博古、项英，批评他们“连日电令屡更”，“使部队运转增加很大困难”，并再次明确要求：“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否则亦请以相机处理之电给我们。事关战局责任，使我们不能不重申前请”。

　　由于在前方直接指挥作战的朱德、周恩来同在后方的博古、李德等意见一直不能取得一致，李德便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中共中央局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前方总部”撤回瑞金，并入中革军委，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虽然朱德在名义上仍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但他们的实际权力已被剥夺，部队改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

　　一九三四年一月初，朱德和周恩来不得不率红军前方总部返回瑞金。

　　一月中旬，朱德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会议错误地认为：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在党内要“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朱德在这次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同月下旬，他又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他在大会开幕那天代表红军致词，在二十八日作了《红军建设的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两年来红军在各个战场取得的战绩，提出红军建设中的各项任务。朱德为这次大会起草的军事报告手稿中，还特别强调了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他写道：“谁都知道，我们备苏区壮大的红军，许多都是从小的游击队繁殖生长出来的，宽大的巩固的苏区，许多都是从流动的游击区转变过来的。”“开展游击战争是国内战争取得胜利条件之一。”在这次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会后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军事人民委员和中革军委主席。二月七日，在瑞金召开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朱德在开幕式上致词并在会议期间讲话，他指出：我们的红军从游击队到现在大规模的正规红军，这是从政治工作领导得来的，也就是由党和无产阶级领导起来的。如果没有政治工作，没有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会产生红军的。红军因为有政治工作，才能保证它为本阶级利益而牺牲，才是英勇无故的百战百胜的红军。他在讲话中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

　　这时，中央根据地周围的形势已更加严峻，更加困难。蒋介石在一月间扑灭了孤立无援的福建事变后，将入闽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改组成以蒋鼎文为总司令的东路军，完成对中央苏区四面合围的部署，从东、北、西三面向苏区中心区域步步进逼，南面则由陈济棠所部粤军负责防堵。朱德后来也说到：“一九三四年春天，苏区周围还是在打着，分做了几条战线，东、南、西、北三四处都在打，成为一种消耗战的状态了，苏区渐渐被缩小着，什么都遭受了封锁，盐贵到一块七角钱一斤。”博古、李德直接控制红军指挥权后，可以更不受阻碍地推行错误的作战指导。他们在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遭到碰壁后，又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以堡垒对堡垒”，进行“短促突击”，企图以此达到粉碎“围剿”的目的。在这种消极防御方针指导下，从一月下旬到三月底，几个红军主力兵团分兵数路，都担负起修筑碉堡的任务，依托碉堡实施“短促突击”，进行徒劳无益的战斗，不仅没有打破或阻滞敌人的进攻，反而使自己付出很大代价，陷入愈加被动的局面。

　　四月十日，北线国民党军队集中十一个师的兵力，包括陈诚所部精锐主力第十一师、十四师等，分左右两路，沿抚河两岸向南推进，企图攻占广昌，打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直取瑞金。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全力保卫广昌，调集红一、三、五、九军团的九个师兵力，准备在广昌以北地区同敌军“决战”。为了指挥这次战役，中革军委在前方成立野战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博古为政治委员，实际的决定权握在李德、博古的手中。这样，朱德只得随他们到广昌前线，周恩来被留在后方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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