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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更为猛烈。他们以三十万兵力,采劝分进合击,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的方针,向红四方面军大举围攻。

  由于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张国焘,没有接受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等提出的正确建议,坚持“不停顿地进攻”,使红四方面军遭受重大损失。九月十四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一份电报中对红四方面军的作战方针提出具体意见。徐向前回忆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志这一电文,提出鄂豫皖红军应通过诱敌深入、击敌一路、群众配合、运动歼敌来粉碎敌人的‘围剿’,无异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在反‘围剿’的准备和开始阶段,分局领导人有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局面一定会好得多。”当国民党军队向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大举进攻、红三军和红四方面军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在中央苏区,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之间,对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针产生严重的意见分歧,导致宁都会议的召开。

  对红一方面军撤围南城转移到东韶、洛口一线休整这一正确决策,中央局十分不满。九月七日,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致电周恩来,批评方面军“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是不正确的决定”。并说:“如方面军尚未移动或集中在洛口附近,仍以首先袭取永丰,将敌向西调动,给以各个击破,为最有利的形势。”九月八日,周恩来复电中央局说明:从当前敌我力量对比和红军疲劳状况来看,“袭取永丰将成不可能。”“方面军现在小布、安福、平田一带休息七天绝对需要。”

  根据国民党军队在中央苏区北线部署的实际态势,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于九月二十三日致电中央局并转中央,对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问题,提出意见:“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迫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九月二十五日,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完全否定他们提出的这一正确布置,指责说:“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将于鄂豫皖、湘鄂西与更直接的河西十六军、八军积极而艰苦的行动,不是呼应配合的。而且更给敌军以时间来布置。分散亦有被敌袭击危险,于我们不利,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我们认为,红军主力配合现联系力量积极的出击敌军,先去袭击乐安之九十师给以打击,并求得消灭此敌。如因有敌三面增援之困难,十分不易得手,则可主力由南丰、黎川之间,突击或佯攻南城,引出南丰之敌而消灭之。”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当天立刻回电,仍坚持原来的意见,说:“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己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如攻乐安,以过去经验,急切不易得手,必引起西路强大增援,内外夹击,将陷于不利。由黎川佯攻南城,有大河相隔,佯攻无作用,无法打增援部队。”“我们认为,打开目前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须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周、毛、朱、王考虑到前方同后方的意见分歧很大,难以很快统一认识,因此,在该电中提议立刻在前方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并希望中央局全体成员都参加,共同讨论目前方面军的行动方针等问题。

  九月二十六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再次来电,指示红一方面军要北攻在乐安的吴奇伟部第九十师。还提出:“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会议,而且你们亦须随军前进,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开。”当天,周、毛、朱、王复电中央局,明确表示不同意中央局北攻乐安的意见,说:“乐安敌吴奇伟师,非高树勋一旅可比。前次攻乐犹费时两日,如攻要三日不下,西来援敌必至,内外夹击转增不利。”最后提出:“中央局全体会,以项、邓两同志回后,仍以到前方开为妥,因有许多问题如前电所指,必须讨论解决。日期以在十月十号以前为妥。”月一天,朱德、毛泽东向全军发出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训令中对当前敌情作了全面分析,提出:“我们中区工农红军为要造成胜利的进攻,以粉碎反革命的大举进攻的优越条件,决定战备的在这一向北地区做一时期(十天为一期)争取群众,推广苏区以及本身的教育训练工作。”中共苏区中央局对朱德、毛泽东的这个训令意见很大。九月二十九日,致电周、毛、朱、王,一开头就指责说:“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并指出:“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如军队已出动白区,则应集结兵力于适当位置。”九月三十日,中央局又致电周恩来,质问:“方面军是不向北行动?”严厉地说:一切离开原则完成目前任务的分散赤化的观点,“应给以无情的打击”。

  这样,中央局同前方在作战意见上的分歧已达到十分尖锐的地步。

  此时,国民党军队已开始准备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形势日益严峻。于是,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九月三十日再次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急转中共临时中央,指出:“我们估计到敌人即将倾全力大举进攻中区并己首先向赣东北、湘鄂赣摧残进攻。”“提议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四天后可开成,军事行动计划亦将在这一会中决定。”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朱德在前方宁都县的小源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会上的争论十分激烈。会后中央局在给临时中央写的会议简报中,称此次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实际上,会议所反对的并不是什么“错误倾向”,而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正确主张。会议特别“集中火力”错误地批评了毛泽东的许多正确意见。毛泽东、朱德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都已被证明是正确的。会议却把它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毛泽东、朱德曾反对攻打赣州,会议把这种正确主张,说成是对中央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纯粹防御路线”。乐安、宜黄战役后周、毛、朱、王不强攻中心城市而在新区展开群众工作的正确部署,也被指责为“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是“以准备为中心的主张”,因此,要“集中火力反对这种错误”。会议还认为“泽东同志更公开反对中央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泽东同志对他自己错误的认识,即在会议上也还不深刻。由他在前方负责,正确行动方针的执行是没有保证的。”所以,会后便以“前方领导和指挥战争责任必须专一”为理由,将毛泽东调离前方,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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