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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杨开明说:“你们既然作出决定,你们就去吧!毛泽东那里由我去说。”杜修经赶回部队,最后定下去湘南。部队由污渡去湘南时,原有的军委取消,组织了湖南省委任命的前委,陈毅为书记。

  七月十六日,红军大队由沔渡开到酃县水口。十七日,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和军部特务营从酃县水口出发,向湘南开进,踏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毛泽东接到朱德、陈毅的信后,知道部队要去湘南,便派茶陵县委书记黄琳(江华)带着他的亲笔信去追赶部队。这时,部队正在向湘南进军的途中。杜修经后来回忆说:“送来一封毛泽东要我们不去湘南的信,送到我手里,部队在休息,我看信时,陈毅在旁边,我看完后就给陈毅看。信是毛泽东写的,有两页。”毛泽东这封写给杜修经和朱德、陈毅的信,讲了许多不能去的理由。他说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我们必须坚持,绝不能放弃。

  现在形势的发展对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建设巩固的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十分有利。如果此刻离开边界去湘南,必然会被敌人各个击破。他希望朱德、陈毅耐心说服部队,不要去湘南,留在边界坚持斗争。陈毅看完信后,杜修经问他:“怎么办?陈毅说宿营后,晚上军委开会决定。”大队宿营后,军委决定就地休息一天。“第二天,开连以上干部会”。这次会议,是杜修经主持的。

  会上,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朱德、陈毅拿来军用地图,摊在桌上,计算回去的路程。朱德提出要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不要去湘南,劝大家赶回去解永新之围。他说:“回宁冈需要两三天时间。”龚楚是一直主张去湘南的。他说:“看来离井冈山近,但因大山相隔实在很远。”还说回去走的是山路,而去湘南是下坡。仍坚持去湘南。并且提出这是执行湖南省委的指示问题。两种意见,各不相让。萧克回忆道:“二十八团有意见,不愿去湘南。王团长(尔琢)就反对去湘南。杜修经在会上以省委代表的资格压人,非常专横跋扈,对王团长讲:‘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在水口住了一天,还是决定回湘南。”会上虽然经过激烈争论,仍没有能改变杜修经、龚楚等坚持的要去湘南的决定。这就是毛泽东所指出的:“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和“杜修经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队遂于七月十七日由酃县出发,向郴州前进。”

  后来,江华回忆起执行这次任务的情况时说:“我为这事从永新县城跑到酃县城,一天晚上就跑到,一天跑了一百多里,找到陈毅、朱德他们。他们正在庙里开会。我带了主席的信,要他们回来。他们讨论了,是在酃县一个大庙里面,都是干部。”“主席这封信的意思,就是劝他们回来,不要打湘南,要打茶陵,打了茶陵回来。我是茶陵县委书记,所以派我去。结果挽回不了。”红军大队一从酃县南下,以湘南农民为主体的第二十九团立刻一改原来那种“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零乱”的状态,行军速度飞快,一路上很少休息。第二十八团在后面紧追都跟不上。这时,朱德忧心忡忡,总觉得打郴州是凶多吉少。他后来说:“当时上面是盲动,下面农民意识那样浓厚。”

  “八月很远的去袭击郴州,那样远,又那样热,真是好冒险。”龚楚写道:“攻郴州计划决定后,朱德为了保持高度的秘密及出敌意外,决定先下桂东,威胁汝城,然后转攻郴州。于是我们即率二十八、二十九两团及郴州赤卫队于十七日出发,十八日下桂东,十九日至沙田,二十日进抵汝城之南洞,休息了一天,并派出一营向汝城游击,二十二日由南洞出发,越过资兴的龙溪十二洞,经东江,于二十四日下午二时进攻郴州。”七月二十四日凌晨,红军大队赶到郴州城郊,原来以为城内是许克祥的部队,攻城的命令已下,部队正准备发起攻击。就在这时,从城里跑出来的老百姓那里得知,驻扎在郴州的并不是许克祥的部队,而是范石生的部队。

  这正是朱德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当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湘粤赣边界时,曾得到范石生不少帮助。他们在韶关分手时,曾有默契:今后我们相遇时,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现在遇到这种完全出乎意外的情况,使朱德感到十分为难。他反复思索后说:“不打了吧!”杜修经坚持要打,说:“已经打响了,就打吧!”这时,红军大队已经开始行动,事实上也难于中止。

  红军大队在“郴州城东十多里的地方,碰到了范石生的两个团。二十九团打下了两个山头就攻不动了。前面传下命令要二十八团赶快上去。”“二十八团上去,果然很快就把正面的敌人打垮了。他们冲出一条道路,直奔郴州城。”郴州城东有一条耒水绕过,并筑有一座大石桥连接两岸。攻城的战斗进展得很顺利。郴州城内驻扎的不是范石生的主力部队,“只有一个补充师,全是新兵”。他们毫无准备,仓促应战。红军以飞快的动作,冲过大石桥,杀向城内。城里的守军得知这支攻城的红军部队是朱德的部队后,“大多数自动停止抵抗,其中有两个连及一部官佐竟集合请朱德亲自来缴械”。郴州,是范石生的后方,刚刚组建了一个补充师,武器装备很充足,而且都是新的。打开郴州后,红军涌迸城里。那时,湘南农民出身的第二十九团士兵“战场纪律不大好,特别有些农民意识严重的同志,包袱、毯子、银元,什么都拣,一个个肩背手提,罗罗嗦嗦一大堆,真不像个红军的样子。直到朱军长进了城,才制止住这种违犯纪律的行为”。第二十九团全散开了,发现敌情时都收拢不了。这也是郴州失败的原因之一。

  傍晚,第十六军驻在城外的主力部队两个师约五六个团进行反扑,向城内发起攻击。第二十八团在朱德的指挥下,守住了大石桥,并命令部队迅速撤退。“朱军长亲自掌握着机枪连,掩护部队过桥。”军部、第二十八团和特务营都过来了。第二十九团奉命先撤出郴州,在城郊集合。但是,他们在进郴州后,部队已自行散开,难以掌握;撤出郴州时又动作缓慢,被敌军切断,大部分没有过桥,直向宜章方向退散。正如毛泽东所说:“第二十九团随即自由行动,跑向宜章家乡,结果一部在乐昌被土匪胡风章消灭,一部散在郴宜各地,不知所终,当日收集的不过百人。”第二十八团安全撤出,损失不大。第二十九团只余下团长胡少海带领的一百多人。朱德、陈毅、王尔琢带着他们从郴州撤向资兴。

  七月二十五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红军退到桂东、资兴、汝城之间的龙溪十二洞。由于打郴州先胜后败,第二十九团几乎全军溃散。这时,红军士气不振、思想混乱。于是,红四军军委决定进行一次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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