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29)_虚阁网

二九

　　中国共产党人同范石生的统一战线关系早已建立。还在一九二六年范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时，周恩来就通过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云南人王懋庭（又名王德三），将在广州的云南籍共产党人赵贯一（赵薪传）、王振甲（王西平）、韦济光、夏崇先、马季唐、饶继昌、李静安、向镇弼以及广西人余少杰等派入范部，建立了党组织，组成第十六军政治部。他们分别担任秘书、科长、股长及下属部队的党代表（国民党的党代表）。“四·一二”政变后，范石生对蒋介石的“清党”命令阳奉阴违，搁置不理。所以，在第十六军里一直保存着共产党的组织。朱德后来说：“南昌起义前，驻在湖南的范石生第十六军同我们党保持着统一战线关系，该军内仍然有我们党的组织，范石生也有同我们联合一起进入广东之意。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时，周恩来同志就给我们写了组织介绍信，以备可能同范石生部发生联系时用。”朱德给范石生的信发出去后约半个月，范派人送来了复信：“春城一别，匆勿数载。兄怀救国救民大志，远渡重洋，寻求兴邦救国之道。而南昌一举，世人瞩目，弟感佩良深，今虽暂处逆境之中，然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来信所论诸点，愚意可行，弟当勉为为助。兄若再起东山，则来日前途不可量矣！弟今寄人篱下，终非久计，正欲与兄共商良策，以谋自立自强。希即在驾汝城，到日唯（注：第十六军四十七师师长曾日唯）处一晤。专此恭候。”朱德向陈毅介绍了范石生的情况，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同范石生的合作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样做，有利于隐蔽目标，积蓄力量，待机发展。朱德又向全体共产党员讲明同范石生合作的意义和目的。大家经过热烈讨论，统一了认识，同意在原建制不变、保证组织上独立、政治上自主、军事上自由的前提下同范石生合作。

　　十一月二十日，朱德受党组织的委托，带着教导队从崇义的上堡出发，去汝城同曾曰唯谈判。在途经汝城县壕头圩时，还有过一次惊险的遭遇：他们住在一个祠堂里，半夜间突然被土匪何其朗部包围。土匪冲进祠堂，问朱德：“你是什么人？”朱德说：“我是伙伕头。”土匪又问，“你们的司令在哪里？”朱德指着后面的房子说：“住在那边。”由于朱德穿着简朴，同士兵没有什么区别，土匪信了，就往后去。朱德从窗户里跳出，脱离了危险。

　　到汝城后，同曾曰唯进行了两天的谈判。在谈判中，朱德提出三个条件：“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给我们的物资补充，完全由我们支配；我们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等，完全照我们的决定办，他不得进行干涉。”最后，双方达成协议：一，同意朱德提出的部队编制、组织不变，要走随时可走的原则；二，起义军改用第十六军四十六师一四〇团的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任四十六师副师长兼一四〇团团长（不久，范又委任朱为第十六军总参议）；三，按一个团的编制，先发一个月的薪饷，并立即发放弹药和被服。后来，一九二八年六月，杜修经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也写道：“在受编的时候，朱德向范石生他们表示，大意：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我们党有命令要我们怎样时，我们还是怎样，他们意承了。”对这些协议，范石生是认真执行了的。朱德说：“他接济我们十万发子弹，我们的力量又增强了，他还一个月接济万把块钱、医生、西药、被单……在红军的发展上来讲，范石生是值得我们赞扬的。”当时在范石生身边的严中英回忆道：“范对我说：‘这支部队现在还穿着单衣短裤，没有盖的。

　　天气这样冷，就得先把棉服军毯运去。’我从侧面了解，范对这部红军是按照一个团的军需物品和粮饷等予以补充的。后来朱总司令把部队带过十六军的驻地时，我看到战士们穿着新发的棉衣，在制服装备方面，与范军没有什么区别；但在精神上态度上，却与国民党的部队截然不同，尤其引起我注意的是，在队伍中分不出谁是官，谁是兵，大家说说笑笑，亲如家人，我见了感到新奇。”随后，陈毅、王尔琢带着部队开到汝城西北方向的资兴。在资兴时，又从范石生那里领了五六十万发子弹。

　　这段时间内，朱德以第十六军总参议的名义，不时到军司令部与范石生会晤，谈笑风生。他们有时讲到过去在昆明翠湖之滨一堂相聚的岁月，有时又讲到现时中国革命的前途，处得很融洽。

　　朱德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讲到同范石生合作的意义时，说过：“范石生之所以与我们达成协议，实现联合，是想扩充队伍，壮大实力，同蒋介石以及其他军阀对抗。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与范部建立统一战线，以他为掩护，隐蔽目标，积蓄与发展力量，绝不是放弃原则，顺从他人，也绝不能束缚住自己的手脚，我们应该独立自主地进行活动。”大家一致拥护这一决定。

　　十二月间，这支部队又从资兴南下，进入粤北，移驻韶关西北三十里的犁铺头，他们这次开往广东，原来是按广东省委指示去支援广州起义。但到粤北时，广州起义已失败了，就在犁铺头进行休整。朱德找来教导大队队长李奇中，对他说：“就现在情况看来，我们像现在这样安定的机会不多，敌人总要打我们，我们总是要打仗的。可是以后打什么样的仗，仗怎么打，大家并不了解，我们要抓紧一切机会来训练部队，让他们经常学到新的作战知识才行。”在训练时，朱德自己讲课，他要求部队抛弃旧的队形，改为梯次配备的疏开队形，以减少密集队伍受到敌火力的杀伤；要求指挥员重视对敌情的搜索和侦察，不摸清敌人情况不动手；要求士兵除熟悉手中武器外，一定要做到不靠近敌人不开枪，打不中不开枪。他反复强调：“一定要让每个同志牢牢地记住，我们人少枪少，不能和敌人硬拼。我们要瞅住敌人的弱点，我们要注意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他们无论在驻防或行军时，照样打击当地的土豪势力，有时还处决一些民愤很大的地主恶霸。范石生听到有人向他报告，但从没有过问和制止过。

　　一九二八年初，蒋介石发觉南昌起义军余部隐蔽在范石生部队里，立即下令要范石生解除起义军的武装，逮捕朱德。同时，方鼎英部从湖南进入粤北，监视起义军和范石生的动向。范石生接到蒋介石的密电后，不忘旧谊，信守协议，立刻写信派秘书杨昌龄前往犁铺头，告诉朱德，劝他立刻离去，还送来一万块钱。他在给朱德的信上说：“‘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最后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

　　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朱德必须立即率部脱离险境。他最初准备按照广东省委的意见，去东江同广州起义的余部汇合。但部队刚到达仁化，突然发现国民党第十三军的部队正沿侦水开往仁化东面的南雄，切断了起义军前往东江的去路。朱德当机立断地决定，在收集广州起义的一部分失散人员后，折向湘南，去实现他酝酿已久的湘南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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