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2)_虚阁网

二

　　这样，一八九二年，也就是朱德六岁的时候，老人把他们兄弟三人送到本姓家族办的药铺垭私塾就读。塾师是朱德的远房堂叔朱世秦。他一面教书，一面行医，正房当作教室，用旁边的偏房开了一个小小的中药铺，药铺垭私塾就因此而得名。读书不用花很多钱，一年四百个铜钱。私塾离家不远，白天去读书，晚上回来，中午还要回家吃饭。朱世秦按朱氏宗谱的排行给朱德取名朱代珍。在药铺垭读书的全都是农家子弟。朱德在学生中的年龄最小，但他聪明、肯学，记得的字最多。朱世奏因为朱德书读得好而特别喜欢他。

　　朱德从《三字经》学起，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还读了《孟子》的一部分。

　　他在药铺垭私塾读了一年后，因为老师“教得不太行”，又改读丁姓的私塾。这个私塾的主人，就是朱德家租佃他家田地的地主。私塾丁老师是一个秀才，课讲得比药铺垭私塾要好得多。读了不久，两个哥哥回家种地了，朱德因为年纪小，又过继给了伯父，能够继续读下去。他在丁家私塾读了两年，除读完了四书外，还读了《诗经》、《书经》，并且开始学作对联。

　　佃农的家庭真是多灾多难。租种地主的田地年年要交纳租粮，“一年除去五十担纳租以外，余下的将将够吃”，终年不得温饱。如果遇到灾年，日子就更加难过了。

　　一八九五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方加租子”，朱德家里没有力量交纳地主的加租，地主的管家就在除夕那天突然来到朱家，逼着他们退佃搬家。

　　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有如晴天霹雳一样，震碎了朱德一家人的心。没有办法，他们只能向人家借了两百多吊，加上家里仅存的一百多吊钱，赎回原已典当出去的大湾老屋和祖业田。全家被迫分居两处：生父朱世林带领一家迁居陈家湾；朱德随养父母、三叔、四叔搬回大湾去祝在这里，朱德整整住了十四年。

　　悲惨的遭遇，严酷的现实，给年幼的朱德心灵上深深地留下仇恨那些欺压穷人的地主的种子，使他从小深深感到人世间的不平。后来，他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

　　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迁居大湾后，从第二年起，朱德又到离大湾不远的席家砭私塾随席聘三（他的名叫国珍，聘三是他的字）老师读书。席聘三那时四十多岁。朱德在这里断断续续地读了八年书。老师给他取字“玉阶”。

　　席家砭私塾与大湾相隔四公里。朱德每天清晨起床后，干点家里的劳动，然后吃完早饭再去上学。不论是酷暑，还是严冬，每天都要来回走四次，“晌午回来肚子饿，跑得快；晚间回来怕天黑了，也得快”，长年累月，使朱德“养成走路快的习惯”。他家迁回大湾后，在镇外佃来三亩地。一到农忙季节，朱德就不去上学，在家里劳动。一年大约有三四个月在家种地，有六七个月去读书。他后来回忆起艰辛的童年时代对自己的影响：“我从小就是饿肚子长大的，因此，后来搞革命运动时，我就不大怕饿，好像根本不知道饿。

　　讲起干活，也是一样。我从小到大都干活，所以后来做体力劳动时，我从来不觉得面子难看。走路也是一样，成年以后，虽然有时有马骑，可是一生之中差不多都是走路，经常几个月几年长距离行军，同我指挥的士兵并肩走来走去。”“习惯那种清苦生活，走遍世界就没有觉得苦，在毛尔盖（草地）觉得也不过我们那样子。”席聘三，是当地一位很有见识的学者。他多次去考秀才未中，后来回家设馆，以教书为业。乡中男女老少都很尊重他。

　　朱德到席聘三私塾去读书的时候，正值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的第二年——一八九六年。这时的中国面临着被世界列强瓜分的严重威胁。清政府在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打击下，可耻地屈服。它的腐败完全暴露出来了。

　　接着，又发生了八国联军之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好似一个奄奄一息的巨人。帝国主义列强，如同一群饿狼，争先恐后向它扑来，恣意撕裂这个巨人的肢体，吞噬它的血肉。这不能不使每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感到热血沸腾，忧心如焚。

　　席聘三历经沧桑，饱尝过人世间的种种辛酸，对历史十分熟悉。他又是个很“有骨气”而又“很懂人情世故”的人，思想开朗，喜欢纵论古今，抨击时弊，很有见地，“把做官的人常常骂得狗血淋头”。他说：“皇帝就是那样，好人不用，有也是例外的。”提起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更是满腔义愤，常说：“人不做事业，没什么作用”，“要能做事，才能救世界。不能救世界便没有路。”朱德称赞他“是个周身叛骨，朝气蓬勃的评论家”。朱德随席聘三读书，从十岁到十八岁，这正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时期。他对席聘三十分尊敬，所以受席聘三的影响是很大的。这时的朱德“已经懂得问国家事”了。席聘三痛恨恶势力和追求救国救民真谛的精神，以及他那强烈的民族感情，深深地感染着朱德，使朱德的眼界开阔了，使他的思想在几年里“慢慢开展了”。他后来回忆说：“在当时充溢着的思想，就是‘富国强兵’。我们晓得做‘富国强兵，的事，没知识不行。”从增长知识这方面来说，朱德在席聘三门下读书，也获益不浅。朱德说，在这个时期，只要学生想学什么东西，席聘三就给他们讲什么东西，“四书、五经也讲，诗、词、歌赋也讲，还有《纲鉴》、‘二十四史’”。以后还教朱德读《左传》。因此，朱德能把四书、五经、《史记》贯通起来，“二十四史”也“大致记得”，由于朱德聪明又肯学习，因而得到了席聘三先生的时时夸奖。

　　在这几年里，朱德不但广泛地阅读古籍，还利用各种机会广泛地阅读了戊戌变法后出版的新书，如地理、数学等。朱德在同学中有个最好的朋友叫吴绍伯，年纪比他大，出身书香门第，家里有书房，书很多，还有个常跑成都的人给他带些“新学”书籍回来。吴绍伯就把这些书情给朱德看，于是“新学”书籍成了朱德经常的课外读物。他抓紧时间，拼命阅读。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借光了”，“吃了便宜”。

　　他们读了大量的新书，还见到别人从外地带来的地球仪，“眼光放大了”，“晓得有世界，知道有个地球，还是圆的”。于是，渐渐萌发出一个念头：“想去看看世界就好了”。他们成天“打主意怎么样到成都，到外面”去，再也不想呆在家里了，因为“屋里是太闷人了”。朱德的少年时代，正值中华民族陷于内忧外患的苦难岁月。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地主豪绅对农民的无情搜刮，官吏差役的敲诈勒索和朝廷分摊的巨额赔款，此时的四川已是民穷财尽，整个社会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

　　这几年，四川又连年遭受水旱灾荒，使本来缺粮的老百姓更陷入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走投无路的农民只得转徙他乡，“殍殣相望于野”。他们有的倒毙荒丘，有的卖儿溺女，有的找有粮的人家要一点粮食，这叫做“吃大户”。一天，正在席聘三家里读书的朱德等，忽然听到屋外纷杂的呼唤、呐喊，走出教室一看，只见一片黑压压的人群走来，有六七百人。这些人穿着非常槛楼。男女老少，带着小孩。小孩子张着嘴巴在不停地哭喊。大人眼里露出悲痛的火焰！这凄惨的场面，把学生们都吓得跑了。可是，当地的士绅却从保宁府请来一百多官兵，把饥民打散，还杀了不少。朱德说，这件事“给我很深的一个刺激！”他从一八九六年入席聘三私塾读书，直到一九〇四年。最后一年，还得到席聘三的同意，住在他家里，只交一百斤米作为伙食。在席聘三先生的良好教育下，不但为朱德后来喜欢读书、爱好作诗打下了良好基础，更重要的是，在席先生的启蒙、引导和现实生活的教育下，使朱德的幼小心灵开始萌发出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有意识地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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