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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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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沿河县境内,红3军部队碰到了由李达参谋长带领的红6军团先头部队。李达参谋长介绍说,红6军团奉党中央命令于8月撤出湘赣苏区,前来会合。几天前在黔东石阡县甘溪与敌遭遇,李达率先头一部突出包围,一路打听来到沿河。 得知情况后,红3军两路部队立即朝着6军团与敌军交战的。方向急速前进。一天,第9师来到梵净山下,发现前方山上有一支部队正在艰难地向上攀登,对方也发现了情况,把机关枪架到了山顶上。廖汉生和钟师长仔细观察了一番:对方那副疲劳不堪的样子,又专捡偏僻陡峭的小路走,见到这边部队就往山上隐蔽,不像是前来“围剿”的敌军,倒像是一支红军部队。经过军号联络,对方回答是红6军团第50团。廖汉生和钟师长立即奔上山去,与第50团团长郭鹏、政委彭栋才握手相见,然后帮助他们把山上山下的部队收拢起来,带着他们向军部靠拢。 第二天晚上,第9师和红6军团第50团到达印江县木黄镇,廖汉生让钟师长安排宿营,自己跑到军部报告情况。推门进屋,见贺、关首长正在和几个穿灰布军装的人交谈。经贺龙一介绍,才得知这几人是中央代表任弼时、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军团政委王震。 几天后,两支红军到达南腰界,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会师大会。红3军恢复了红2军团番号,第7、第9两师改为第4师、6师。 红6军团远道而来,物资装备损失很大,红2军团从物质上给以支援。红2军团刚刚恢复党团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缺少有经验的政治干部,红6军团便从政治上给以支援。中央代表任弼时到红2军团担任政委,红6军团政治部整个搬过来,又抽调大批优秀干部到红2军团担任师、团政治干部。 红6军团的袁任远调到6师来当政委,廖汉生改任副政委。廖汉生对此毫无怨言,在廖汉生眼里,袁任远是一位年长的大哥和尊敬的老师。袁任远是湘西慈利人,与廖汉生是邻县同乡,论年龄,比廖汉生年长13岁;论文化,袁上过大学,廖是高小毕业;论资历,袁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廖入党仅1年;论工作经验,袁当过多年的师政委和师、军、军团政治部主任,廖当师政委不足3个月。廖汉生虚心向袁任远学习,甘愿当好助手。后来,袁任远调走了,廖汉生才重新担任了师政委。 红2、红6军团会师后,并肩战斗,以第6师为先锋,挺进湘西,攻占永顺县城。而后两个军团在永顺县龙家寨摆下口袋阵,打垮了敌军3个旅。接着,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两军团出击常德、桃源地区,建立了湘鄂川黔苏区。 1935年3月,廖汉生被调至红2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当部长。组织部的几名干事都是从红6军团调来的,廖汉生团结大家一道工作,在管理军团党务和干部的工作中不分亲疏,唯贤是举,工作十分出色。 廖汉生了解到任弼时政委的警卫员余秋里,曾经当过连队政治指导员,在湘赣苏区红军学校深造过。于是,他向任弼时政委提议:“现在部队扩大了,干部很缺,是不是把余秋里调出来,到团里当干部?” 任弼时同意了,组织部把余秋里派到第6师第18团担任党总支书记,不久又当了团政委。 在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的一系列战斗中,组织部除了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团员为粉碎敌人“围剿”而斗争外,还要随时准备上火线,代理伤亡干部的工作。廖汉生部长在短短的3个月里,两次受命到第4师代理师政委。 6月初,红2、红6军团在湖北咸丰县忠堡包围了敌军1个师。战斗进行当中,第4师政委方理明和第6师第18团团长。政委相继负伤,部队进攻受挫。军团政委任弼时把廖汉生、贺炳炎叫到面前,下令廖汉生到第4师代理政委,贺炳炎接任第18团团长职务。他俩受领了任务,转身奔向炮火纷飞的战场,组织部队向敌军阵地发起新的进攻。这一仗,红2、红6军团歼灭了敌师部和1个旅,活捉了敌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 忠堡大捷后一个多月,第4师政委方理明伤愈归队,廖汉生又回到组织部当部长。仅仅过了几天,红2、红6军团在宣恩县板栗园伏击歼灭敌第85师。战斗中,第4师师长卢冬生、政委方理明身负重伤,廖汉生再次受命代理4师政委,投入战斗。 8月间,红2、红6军团从桑植出发,出击临澧、津市、澧州地区。第4师在大堰当与敌第26路军激战,廖汉生和代理师长金承忠各率回个团把敌军打垮,而后指挥部队乘胜追击。就在廖汉生观察战斗进展情况时,突然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他的头部,他顿时昏死过去,被抬下阵地。 一个多月后,廖汉生伤愈出院,军团首长没有叫他回组织部工作,而是派他到第6师担任了政委。 1935年11月,红2、红6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了万里长征。在万里长征路上,廖汉生凭借着马灯、簧火、月光,逐日记下了那一段段艰苦卓绝的历程。十分遗憾的是,这些宝贵历史资料在后来的战争岁月中全部丢失了。 1935年11月,一个秋风瑟瑟的日子,廖汉生和红6师师长郭鹏踏着泥泞,匆匆赶到桑植县刘家坪一栋木屋里,出席红2、红6军团的师以上干部会议。 众人围坐在堂屋的一盆炭火旁,听贺龙、任弼时等首长部署突围计划。当时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了陕北,第4方面军滞留在雪山草地,长江以南只有红2、红6军团这一支主力红军孤军坚持。蒋介石调集了11多个团的正规军,从四面八方向湘鄂川黔苏区围攻上来。敌军采取堡垒战术,严密封锁,步步紧逼,将我军逐渐压缩在苏区中心的狭小地带,企图一举消灭。苏区一天天缩小,形势一天天严峻。 因此,红2、红6军团决定实施战略转移,跳出堡垒区,进行运动战,在湘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 会后,廖汉生和郭鹏回到第6师,传达党的决定,着手进行各项准备。 凭着多年反“围剿”斗争的经验,红军指战员都看得出来:这一次突围与以往不大一样,出去后还能不能回来、何时回来很难讲。估计会走得很远,离开的时间很长。离开家乡,离开父老乡亲,离开亲手创建的根据地,每个人都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 出发前5天,正巧是廖汉生24岁的生日。第6师驻地离他的家不过几十里,骑马也就是个把小时的路程。他很想抽空回去一趟,看一看家中的亲人。 廖汉生自从参加革命后,家人们跟着他吃了很多苦。1933年5月贺民英游击队在洞长湾遭袭击时,妻子和怀中的儿子被反动派抓去,受尽折磨,廖汉生的母亲东拼西凑弄了一些钱,托人把她们母子赎了出来。1934年春节前,部队从廖汉生家附近经过,他向贺龙军长请假回家,原想在家里住上一晚,可是仅仅吃了一顿晚饭,就得到消息;乡团防队的朱照环要来抓他。他吩咐家人出去躲避一晚,自己赶回部队了。第二天,他得知昨晚妻子带着孩子躲出去了,母亲不肯走,弟弟、弟媳留下陪她。拂晓时朱照环果然带着团防队来了,围住屋子一阵乱枪,弟媳跑出来被打死了。 廖汉生顿时怒火满腔,找到关向应政委,要求带一个连回去报仇。关向应没有给他人,也不同意他回去,严肃地说:“队伍马上要出发,你不能回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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