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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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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子君需要灵魂的力量与命运抗争时,他推开了她,堂而皇之地推开了她,把她交给了严威的父亲和冷眼的旁人。 在《伤逝》中,鲁迅既非站在女性立场,更非站在男性立场,来结构小说的意蕴,他是站在大文化的视角上,透视中国男女在现实中的窘态之根源。 相对来说,在《我的前半生》中,亦费则是站在女性立场上,来看待当代都市的男女关系。男强女弱转变为女强男弱使势在必然。 香港子君的前半生,虽然物质生活富裕,衣食无忧,但她的心态与《伤逝》中的子君是一样的。她没有工作职业,没有理想追求,靠喝茶逛街购物打牌消磨时光,根本不在乎当代女性努力获取的社会地位及独立性,置自身的自由平等于惘然。 亦舒对她的子君的前半生是不以为然的,她对鲁迅的“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理解,主要是体现在对离婚后的子君的形象塑造上,一种智慧的火花也是在那个时候才真正迸发。 两个子君,都是不同的时代里逾越于那个时代规范,企图寻找自己独立的生存意义的女性,只是她们在起步时就已经分道扬镖了,各自走着完全相反的道路,实现完全相反的人生历程。 前一个子君是企图走出那时代却完全被那个时代吞吃了,那不全是她的责任。后一个子君,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之后,重新振作起来。 她自寻职业,自食其力,不怕困难,终于获得了新生,成为一个在人格上经济上独立的女性。 亦舒这部作品似乎在探索当年鲁迅提出的问题。七十多年前,鲁迅写了《柳拉走后怎样》一文,痛彻地指出,娜拉出走之后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亦舒却倔强地在为子君寻找第三条出路。 香港子君的故事,明显看出她在为自己的写作面对现实,却又不至于丧失女性的特征作努力。 她笔下的子君离家之后,要不回来也不堕落,只有摆脱对男人的依附,自力更生。 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香港的子君就曾几乎崩溃。 无论什么人,在环境困难的时候,都会想到死。 但同是女性的唐晶却提醒她:要做一个坚强的人,想的是如何改良环境。 毕竟时代不同了,智慧的女性已不在少数。 是的,这一代的女性踏上自我解放的征程,由自信到自强,已成功地跨越人生两个驿站。 当然,还有一个驿站在女性的生命中至关重要。它可与事业平分秋色,那就是婚姻和爱情。 不过,在《我的前半生》里,它并不再构成重点话题。 从《我的前半生》里,我们可以看出亦舒的妇女观,也可以看出她对现代女性的出路与命运的关注。 而这一切,不可能没有男性的形象参与其中。 男性的任意所为,是那些被称为白领丽人的女人们所面临的最大的精神压力。所以亦舒不惜把他们漫画化。 她几乎是极力去挖掘男性的很琐来实现对女性的礼赞,读来令人深有感触,虽然还达不到鲁迅作品中所蕴含的摧枯拉朽的力度。 《伤逝》中的涓生脆弱自私,居然以“人是不该虚伪的”为遁词,说出了“因为我已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但在子君死后,他却永远地忏悔和悲哀着:“我想到她的死…我看见我是一个卑怯者,应该被控于强有力的人们,无论是真实者,虚伪者……”中国的知识男性觉悟到这一点,在当时无疑很具超前的意义。 香港的涓生也承继了他的前辈的自私和卑怯,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却更缺少担当。 他居然可以这样对毫不知情,毫无感觉的子君说: “子君,我已找好了律师,从今天起,我们正式分居,我已经收拾好,我要搬出去住了。 “你不知道?你竟不知道我外头有人?天呀,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连安儿都知道,这孩子没跟我说话有两三个月了,你竟然不晓得绒一直以为你是装的。 一下子便残忍地宣告了他们十三年的婚姻结束。 这对子君是很不公平的。 并不是说子君不求上进的大安主义没有错,虽然唐晶说的也有道理:“跳探戈需要两个人,不见得全是史涓生的不是。”但是,这十来年,涓生从来没有鼓励子君与他携手共行在漫长的人生路上。 他患了婚姻疲乏症,干脆不负责任地一走了之,到外头寻找新鲜感去。 因为嫌子君呆板,十几年如一日,他便找了一个当演员的情妇,相貌一般,素质不高,但演技尚可。 史涓生和她一起上《秘闻》周刊,控诉子君的“无才无德”。 这一着,倒让伤心欲绝的子君萌发了要好好活下去的念头。因为“世事往往如此,想回头也已经来不及,而使你肯沦为劣马,也不一定有回头率在等着你。” 没有一生一世的事。子君的转折点到了。 这样的男人,亦舒这样去“糟蹋”还不算,最可笑的是描写他想“覆水回收”的那一段。 当子君还是他的妻,他只觉得她没有味道,像块美丽的木头,一点生命感也没有,就将她一脚踢出门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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