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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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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这样写大男人心态,最喜欢的是拥红簇绿: 宁馨儿穿件黑色的丝旗袍,一副独粒头钻石耳环,淡妆,配一黑琼皮半高跟鞋。衣服穿在她身上不知多舒服熨帖,更衬得她脸若芙蓉,色如春晓。 一边阿琅顶着头卷发,圆眼睛国嘴唇圆鼻头,可爱得像只洋娃娃,更引得外国人啧啧称奇。就算是我的敌人娜娜,她也刻意打扮过了,直发如瀑布般撒在肩上。 我忽然飘飘然起来,此刻除了韦小宝,谁还像我似威风,男人有这一刹那,虽死无憾。 ——《曼陀罗》 书中人物的性格,甚至是某一个阶层人物的性格,廖廖几笔,便尽显出来,活灵活现了。 这里面也有着虚与实之对称。 亦舒的小说主角多为女性。 都市,都市女性,都市女性中产阶级的的生活方式、梦境和适度的社会化写作原则,构成了亦舒小说基本的要素。 都市,欲望的沼泽地,人类沉沦其中而难以自拔,亦舒作品以女性为落脚点。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当下都市的存在状态,同时以都市当背景又浮雕般地凸现出形色纷坛、姿彩各异的女性生存形态。 她对笔下的男性角色没有像对女性角色那样去用心修饰,甚至经常把他们描写得非常不堪,如《喜宝》中的勖存姿、勖聪慧,《玫瑰的故事》中的方国栋、方协文,《没有月亮的晚上》的陈国维,《我的前半生》中的史涓生等等。 她可以说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如果说她的“性别歧视”可以为男性读者所容忍,是因为作品中引人注目的文字操作技巧,诸如曲折的故事,传奇的色彩,独特的氛围,文采夫成的语言,巧妙的反讽特色等等,让人们很容易专注于此,沉醉其中而忘了别的。 文学史上诸多作品作为男权话语的载体,经常出现圣母和夏娃两种极端形象,以代表女性的神圣性和邪恶性。 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卡莫迪一针见血地指出: 关于妇女从属地位的最意味深长的证据之一,是要么认为她们比男人更好,要么认为她们比男人更坏这样一种倾向,因为这种倾向暗示着:只有男人才是正常的,才有适度的人性。结果,女人或者被拔高为女神、贞女,母亲,成为纯洁、仁慈和爱的象征,或者被谴责为娼妓、巫婆、诱惑者,成为变节、恶毒和淫荡的象征。从历史上看,她们一直未能平等地分有同样的人性。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亦舒在自己的作品中描述了独到的、真实的女性经验,以一种细致入微的写实技巧将女性的命运,她们心理的和生理的,以及其他种种有关的欲望追求和经历遭遇,用一种较为真实自然的形式反映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解构和颠覆了男性文学中圣洁/邪恶的女性神话模式。 而另一方面,亦舒又运用女性观点对男性世界作了一番扫描,坚决批判男性霸权主义,蔑视和排斥男性中的懦夫,同时对乐于与女性“合作”,与之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男性予以赞扬和接纳。 不过这样的个案很少,因为亦舒心目中完美的男性形象条件非常高。《我的前半生》中的翟有道算是一个,但作品没有展开去写他,只是说他气质很好。 《绮惑》中的林振川也算一个,因为他见义勇为,处事冷静,乐于助人,并晓得:“男女双方分手,男方切忌提及女方不是。”“这是做男人最起码条件,人格要紧。” 还有《寂寞鸽子》中的许开明,也真算得上是个“开明”的男人。能够放弃俗世的生活,现成的家庭和公认的理想爱情,听从心灵的呼唤去追求尘世以外的感情。 但这些人物总不如她笔下的女主角写得精彩。男主角往往是虚写,女主角才是实写。 一个黄玫瑰,一个子君,一个香雪海,一个宋榭珊,一个姜喜宝……已经给人很多话题。 但这远远还不能概括亦舒笔下的女性类型呢,还有许多许多。 她们有些是红尘中人,有些则是不染俗务的;有些是同香港一道成长起来的,有些却是移民潮中的一员,但亦舒就有本事把她们一个个写活。 这些俏丽绝伦、聪明机敏、追求真情的女主角们,给小说蒙上一层神秘感和传奇色彩。 有时候,亦舒会很有分寸地保持着一种矜持与克制的态度,写得很理性,合情合理,但有时候,她索性任性而为,放开来挥洒。这截然不同的两极,反倒可以作为她写作个性的一部分被激赏,构成有魅力的一面。 在她的小说中可以看到既有对高度的物质文明的追求,又有对腐朽的铜臭味的厌恶和对纯粹、美好的精神生活的憧憬。这是与她一方面受教于传统文化,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向往追求新潮,又未能彻底摆脱传统道德、伦理观念,是以形成错综复杂的矛盾性格有关。 她的女主人公便因此而各适其样。 于君是独立的,喜宝是寄生的;玫瑰是浪漫的,宁馨儿是神秘的,宋榭珊是外冷内热的,花解语是善解人意的;慕蓉琅是少不更事的,贝秀月是漠视一切的;姚晶是寂寞的,杨之俊是矛盾的;邵子贵是明朗的,海媚是带点邪气的;邓永超是沉静的,香雪海是佻达的…… 这些人物,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会觉得她们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 由她们支撑起来的爱情故事,便再不是如田园风光船恰人,如青草地,小黄花般醉人了。那种多血质的,耽于幻想和情感漫游的梦境色彩也不易保留下来。 这也是亦舒和琼瑶最不相同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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