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传(25)

二五

　　似乎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人生如同登山，时而悬崖绝壁，时而峰回路转，时而山穷水尽，时而柳暗花明。

　　王组长把话题一转，对袁隆平说：

　　“袁老师，我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你说那个孟德尔一摩尔根学说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问题在这个时问提出来，使袁隆平感到茫然。但是，他还是心平气和地回答了王组长的提问，他说：

　　“说请教我可不敢当，那我就简单地把孟德尔一摩尔根的遗传学说介绍一下吧——

　　“孟德尔是19世纪初的奥地利人，摩尔根是20世纪初的美国人。他们是当今世界经典遗传学的奠基者和创新发展者。苏联学术界曾批判他们的学说是资产阶级反动学说，但自从苏联伪科学家李森科的罪行暴露以后，世界遗传学界已经没有人再怀疑他们的学说了。我国1956年制定的发展科学技术12年规划，也把他们的学说研究列入了几个发展项目之中。

　　“其实，他们两个也不是什么反动资产阶级。孟德尔曾经是一个修道士，小时候家里很穷，读不起书，没受过正规教育，而是自学成才，他的遗传学研究还是他在修道院当园丁时，利用业余时间搞成的。

　　“还有美国那位摩尔根，顶多算个中产阶级。

　　“总之，他们二人都是世界级的著名学者。科学是不分国界的，更何况还是自然科学。所以，我认为把‘资产阶级反动学说’的帽子戴在他们头上有些勉强。”

　　袁隆平就是袁隆平，无论遇上什么情况，他总是直抒己见，与人坦诚相见。

　　这位王组长毕竟是黔阳地委机关的处长，他对袁隆平的一席话表示理解，他说：“这么说，孟德尔一摩尔根的学说，只是一种遗传学的科学理论而已，今后还是可以研究的嘛，怎么能把研究他们学说的人批判为宣扬反动资产阶级学说呢，真是乱弹琴！”接着，王组长把话题一转，说：

　　“袁老师，今天叫你来，是请你帮我选一块好一些的试验田搞晚稻，既要抓革命，也要促生产嘛！”他问，

　　“你们教师的试验田哪一块好？”

　　“大垄3号最好。”袁隆平回答说。

　　“归哪个老师管？” “归龙振忠老师管。”

　　“噢，是个‘摘帽右派’，不要，不要！还有哪块田较好？”

　　“那就数大垄4号了。”

　　“那大垄4号归哪位老师管？”

　　“归曹延科老师管。” “他是个‘中右’，不要，不要！再找一块吧！”

　　他又问：“袁老师，你管哪丘田？”“我管大垄6号，不过条件要差一些。”“差一些没关系，就选你这一丘田做工作组的试验田吧。请你当工作组的技术参谋，要下力气，把产量搞上去！”

　　王组长与袁隆平的一席谈话，就这样出人意料地收场了。

　　人生的旅途真是崎岖不平啊，时而涉人急流险滩，时而穿越崇山峻岭。正当你感到疲惫不堪时，忽然问，眼前出现一块安全岛可以驻足小憩，该是多么惬意啊！

　　这天夜间，袁隆平与邓哲彻夜长谈，百思不得其解。袁隆平说：

　　“我一个预备役的‘黑帮’，一夜之间竟然成了工作组的技术参谋，我怎么会如此幸运？简直不可思议。”

　　“你虽然出身不好，但你的历史是清白的呀！”

　　“还有那‘九字宪法’的‘现行’问题呢！”

　　“那你是纯属无心，说错了话，而且还及时认错改错，工作组是会谅解的。”

　　“可能还因为我种试验田技术好、产量高。”

　　其实，根本就不是袁隆平和邓哲所分析的那回事。事情的原委是，工作组和造反派的确已决定把袁隆平定为批斗对象，并准备关进“黑帮”牛棚。材料报上去了，大字报和标语也刷出来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提出，袁隆平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也很复杂，既然要批斗袁隆平，就要查他的档案，要老账、新账一块算。于是，人们又七手八脚地查阅袁隆平的档案。这时，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不久以前国家科委九局发来的一份关于肯定袁隆平在《科学通讯》上发表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那篇论文的公函。

　　原来，袁隆平的论文发表后，国家科委九局的科学家熊衍衡看过之后，对这篇论文备加赞赏，他断定水稻杂交优势可成为现实。于是，他将袁隆平的论文交给九局局长赵石英阅示。赵局长非常重视这篇论文，认为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在国内外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若能研究成功，将对我国粮食生产产生重大影响。他立即请示国家科委党组，党组书记聂荣臻表示支持。赵石英及时以国家科委的名义，向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发出便函。函中肯定了袁隆平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做出的预言：利用水稻杂交优势，必将给水稻产量带来大面积、大幅度的增长。公函还责成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的试验。

　　这时，一直支持袁隆平的研究，但已被打倒的农校党委书记、校长管彦健听到消息后，站出来说话了。他劝告工作组组长王宝林，要认真对待这份公函，并谈了不能揪斗袁隆平的理由。

　　工作组组长王宝林看了公函以后，也觉得这事关系重大，要请示上级后才能决定。于是，他带着国家科委的这个函件，去请示原黔阳地委书记孙旭涛。待孙书记看完信函后，王宝林问道：“袁隆平算不算保护对象？”

　　孙旭涛立即明确答复：“当然算保护对象！”

　　就这样，在安江农校的校园里，当许多教师正在遭受着批倒批臭的命运，当许多教师在政治漩涡中苦苦挣扎的时候，袁隆平却成了一位很特殊的幸运儿。

　　于是，袁隆平有幸又把他的杂交水稻秧苗从臭水沟里搬到了试验田里，工作组还特许他每天上午不参加运动，搞他的杂交水稻试验。真是天赐良机！

　　当年许多教师为袁隆平得到如此礼遇大惑不解，特别是那些准备挑灯夜战，向袁隆平猛烈开火的勇士们，对于工作组对袁隆平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感到莫名其妙，摸不清谜底在哪里。

　　谜底就是国家科委九局的那封公函。可以说，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是袁隆平生平遇上的第一位伯乐，赵石英所发出的那份公函，当说是对袁隆平生平具有决定意义的宝贵函件。

　　当年，袁隆平把自己比做一棵小草，用自己瘦弱的身躯抗拒着狂风。草是很平凡的，狂风是很霸道的。狂风可以征服大海，征服森林，征服沙漠，却征服不了柔弱的小草。狂风把小草刮倒，但它却挺起来了，再刮倒，再挺起来。小草不曾屈服于狂风。小草引而不发，或以退为进，这是智者的选择。

　　值得庆幸的是，袁隆平这棵小草得到了背后参天大树的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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