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传(22)

二二

　　【第十章雄才在磨难中穿行】

　　人生就是一个装满酸、甜、苦、辣、咸的五味瓶。只有甘甜没有苦涩的人生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完整的。

　　1966年5月1日，袁隆平的第一个儿子降生了。

　　袁隆平乐得合不拢嘴，他体味到了“为人父”的感觉是如此美好。他与岳母一起从医院里接回妻子，抱回儿子。一路上，他忍不住掀开小被子，亲吻幼子那稚嫩的小脸蛋，他喜欢闻幼子身上散发出的那股奶香味儿。

　　回到家里，邓哲要袁隆平为长子起名字。

　　袁隆平说：“五月的头一天是个好日子，是国际劳动节，我们的儿子也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就叫‘五一’吧！”

　　小五一是1966年5月1日降生的。袁隆平原以为这是一个吉祥日子，可没多久，

　　“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半个月后，那个标志“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五一六通知》公布了。有人悄悄地戏谑袁隆平说，你们的小五一是在一个错误的日子投生在了一个错误的家庭。

　　确实如此，当小五一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父亲正在命运的钢丝绳上颤颤巍巍地挪步，战战兢兢地走，一旦脚下失去平衡，就会跌落深渊……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安江农校的校园里，各种油印小报雪片似的漫天飞舞。一天，学生们看见一张丑化袁隆平的漫画：只见袁隆平坐在一株水稻上，嘴里叼着个旱烟袋，手里捧着一本孟德尔的《遗传学》。不知为什么，漫画中袁隆平的形象，学生们看了非但不觉得丑，反而成了许多学生崇拜的偶像。

　　然而，学校里那些气势汹汹的造反派，不把袁隆平这个“白专道路”的典型、

　　“反动学术权威”批倒批臭是不甘心的。

　　一夜之间，“打倒袁隆平！”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向他袭来——

　　“向资产阶级反动知识分子袁隆平猛烈开火！”

　　“砸烂袁隆平的狗头，砸烂资产阶级的盆盆钵钵！”

　　“打倒篡改毛主席‘最高指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袁隆平！”

　　一幅幅大标语、大字报和漫画从东三楼贴到石板坪，足有 100多张。

　　就连袁隆平发表在《科学通讯》上的论文《水稻雄性不孕性》也成了宣扬资产阶级学说的“罪证”。

　　“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一个走向极端的年代。任何人，任何事，只有好坏之别，两极之分，没有中间状态。一个人，不是“左”派，便是右派，中间派也是右派；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一桩事，不是对，就是错；不是好，就是坏。对待事物的态度，一律是造反有理，砸碎一切，捣毁一切，没有传承性，没有相容性。袁隆平预感到了自己不幸的未来。

　　因为他有一位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的父亲，又有一位在旧社会读过洋书的“洋奴”母亲，他被划为了“黑五类狗崽子”，特别是他想到自己在无意之中犯下了“反对‘最高指示’、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罪……这一切都使他不寒而栗。

　　那么，“反对‘最高指示’，反对毛主席”这项“滔天罪行”从何说起呢？

　　毛主席的农业“八字宪法”公布不久的一年春天，上级指示，必须提前完成稻谷播种。时值北方寒潮南移，许多公社因机械地执行上级命令，提前播种，结果秧苗全烂了。袁隆平感慨地说：

　　“古人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百姓有余谷也……遵古训，农业‘八字宪法’，我觉得应该加一个‘时’字，好让那些指挥生产的人都知道‘不误农时’的重要性。”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把“八字宪法”变成了“九字”，这不是篡改“最高指示”、反对伟大领袖，是什么？和袁隆平同教研室的一位好事者将袁隆平当年的话，悄悄地记上了“黑账”本。

　　“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他便向造反派供应了这颗“打倒袁隆平”的重量级炮弹。

　　明枪暗箭就这样无情地向他袭来！

　　在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岁月里，在“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来临之际，他充分体验到了世态炎凉。公正地说，当时除了几位真朋友之外，除了几个弟子之外，其他许多朋友、许多弟子都远离他了。

　　这一切，曾使他感到沉重，感到难以防范，乃至无可奈何。在那个年代里，他感到杂交水稻是他惟一的精神寄托，因为与这些绿色植物打交道，不必设防，无须揣测。人是靠它们养活的，它们是与人为善的。

　　在那黑云压城的日子里，似乎一道险峻的魔障隔绝了他和他所钟爱的学生们。一夜之间，他成了“反对毛主席‘八字宪法’”的“现行反革命”。天真的学生们看了那些绘声绘色地打着大红“×”的大字报，有些人似信非信，有些人疏远了原本敬爱的袁老师。连经常爱找他提问题的几个山里学生也不敢再登门了。

　　同一个教研室的教师，也不再同他往来，那日子沉闷得几乎令人窒息。

　　他被孤立了。

　　儿时与小伙伴们玩儿，常有人被孤立，他也曾参与过孤立别人。当然，自己也时常被孤立。被人孤立的滋味是痛苦的，是不好受的。

　　被孤立的情景是所有人都不和他说话，人们像躲避瘟疫那样躲避他。人天生是要说话的，可是，当被人孤立的时候，却没有一个可说话的人，他像一个哑巴，整天保持沉默。

　　这一天，他踉踉跄跄来到曹胖公家门口，曹胖公这个“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反右派斗争期间的“中右”，也是无事可做。见袁隆平进来，忙说：

　　“老袁，咱们杀两盘，让我一个 ‘车’怎么样？”

　　他和曹胖公是棋友，以往，闲暇时光，他俩总爱杀上几盘，而今天的袁隆平全无那份雅兴。他说：

　　“曹胖公，我只想找你聊聊。”

　　他们可以说是肝胆相照的朋友。

　　有人说，朋友是生活自然筛选的结果。社会这盘大筛子神秘地颠簸着、动荡着，有些人掉下去了，留在这筛子上面的一些人被颠簸在一起，便成为了朋友。

　　他认为曹胖公便是与他颠簸在一起的朋友，他们的心灵是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的，袁隆平有事总愿意和他商量，、有心里话愿意向他倾诉，他们也可以说是相知相依的朋友。

　　这一天，他二人小心翼翼地谈谈现在，说说未来。

　　曹胖公问袁隆平：

　　“你这些日子在干什么？”

　　“琢磨我的杂交稻。”袁隆平回答说。

　　“老袁，你可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啊！”朋友劝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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