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传(121)

一二一

　　他在外地的弟弟和子女偶尔来看望，或捎信来问候，他表示感谢：“千里寄书能慰我，似逃空谷听人声”，在给选宁的复信中写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在“战备疏散”期间，叶剑英虽然身处逆境，年老多病，儿女失散（有的在监，有的致残），但仍胸怀开阔，泰然处之，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乐观情绪。每天坚持读马列、毛泽东著作和古典文学，学习外语，坚持锻炼身体，坚持收听广播，关心天下大事，为国为民忧心。他利用各种机会，经常出外走一走，转一转，参观工厂，看望群众，向有关部门领导反映情况，提出合理化建议。他登临岳阳楼，极目八百里洞庭，览物动情，反复吟诵范仲淹的名句：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爱国利民，其志更坚。心有所感，则吟诗填词以明志。1970年端午节，他遥望汨罗江，凭吊屈原，作诗一首：

　　泽畔行吟放屈原，
　　为伊太息有婵娟。
　　行廉志洁泥无滓，
　　一读骚经一肃然。

　　叶剑英平生十分敬佩屈原的诗品和人品。他设身处地，想起屈原当年的放逐生活，以“行廉志洁”来鞭策自己。他默默地忍受着不公正的待遇，不提任何特殊要求，经常告诫身边人员，不能给人家添麻烦，不准搞特殊。他在岳阳招待所，亲自下厨房感谢炊事员陈炳生给他做的可口的饭菜。有一次，他与陈聊天，看到要把剩下的藕汁倒掉，便劝阻说：“陈师傅，这是好东西，丢了太可惜。替我留下来，下顿饭给我喝！”使在场的同志很受感动。^①

　　①访问陈炳生、陶敬业、钟友情、方震等谈话记录，1986年。

　　十、揭穿陈伯达的真面目

　　1970年7月6日，叶剑英突然被告知，由长沙乘机返回北京。刚到住地二号楼，周恩来即打来电话，表示欢迎和慰问。紧接着，到京西宾馆连日开会，为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作准备。

　　从此，叶剑英结束了长达300天的“流放”生活。

　　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叶剑英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于8月20日飞上庐山，参加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会上，林彪、陈伯达一伙早有预谋，搞突然袭击，抛出“称天才”的材料，坚持设国家主席，迫不及待地进行抢班夺权。当即受到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与会多数同志的揭发批判。

　　叶剑英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保持清醒的头脑，旗帜鲜明，实事求是地与林彪、陈伯达进行斗争。

　　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庐山住地同周恩来、叶剑英连日研究“批陈”问题，确定逐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并把调查陈伯达反革命历史和政治面目的任务当面交给周、叶。11月，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了参加调查小组的人员和中央办公厅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会上，他明确交代了任务，提出了要求，特别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重证据，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会后，他亲自带领工作组，奔赴陈伯达家乡福建惠安县陈安大厝和厦门鼓浪屿、集美等地调查。然后又去广东、广西等地找有关人员座谈，提审在押人员，查阅敌伪档案报刊，进行反复查证。为了弄清问题，他亲自我人谈话，掌握第一手材料，有时谈到深夜一、二点钟，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他及时与中央联系，亲自给中央写工作进展情况报告。^①经过几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查清了陈伯达这个政治骗子的反动历史，比较系统地揭露了所谓“红色理论家”的真面目，为中央清除林彪与陈伯达等反革命集团做出了重大贡献。

　　①访问张廷栋、刘均、温喜民、陈海澄、马浩等谈话记录。1984—1987年。

　　※第三十五章　重新主持军委工作

　　一、受命于危难之际

　　1971年9月13日，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的林彪，在妄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的阴谋败露后，从山海关机场仓皇爬上256号三叉戟飞机，叛逃国外。周恩来得知这一意外事件，很快向叶剑英作了通报，并让他转移到北京西郊玉泉山九号楼待命应变。叶剑英密切注视国内外局势，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突然事变。几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传回消息，证实林彪叛逃途中机毁身亡。叶剑英愤然提笔，写下一首《斥林彪》诗：

　　铁鸟南飞叛未成，
　　庐山终古显威灵。
　　仓皇北窜埋沙碛，
　　地下应惭汉李陵。

　　林彪自我爆炸以后，他的党羽、原军委办事组负责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十分惶恐。他们手忙脚乱，千方百计销毁自己参与林彪篡党夺权活动的罪证，拒不交代问题。9月24日，中共中央命令黄、吴、李、邱4人离职反剩与此同时，中央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0月3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有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谢富治、张春桥、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军委办公会议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

　　叶剑英受命于危难之际，深感责任重大。10月4日，他给毛泽东写信，报告军委直属单位、军兵种和院校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党叛国事件通知的情况和军委工作的一些设想。他在信中写道：“林彪及其妻、子叛变，黄、吴、李、邱附逆，以为勾结几个死党，掌握几架飞机，散布几句谣言，制造几桩借口，就可以施展阴谋，篡党篡国，结果作恶自毙，余孽落网，从反面促使全党提高觉悟，提高警惕，增强团结，增强战斗力，这证明坏事做到头可以变成好事。”

　　“军队各大单位在常委会上传达时，讲到林彪谋叛三阶段（谋害主席、广东割据、北窜投敌），同志们初听惊奇，再听愤怒，最后听到林彪机毁人亡，一种沉重心情又爽然消失，转为快慰，发人深剩”“在军委直属各兵种首长会议上，曾把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照片）给大家传视一遍，又选了三篇交代材料给大家念了一遍，这种铁证如山，完全粉碎了可能在少数人身上出现的半信半疑的精神状态，收到全功。”

　　叶剑英在信中认为，对林彪叛党叛国罪行，中央规定有计划有步骤地传达，这是对的。但是，从传达的效果来看，快比慢好，显比隐好，应当加快步伐，尽快传达到基层。这样似台风过后，万里无云，做到思想上充实提高，组织上调整巩固。

　　叶剑英在信中汇报了军委下一步工作安排，然后向毛泽东表示：“这次主席令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我十分感戴主席的信任，但又十分害怕工作做不好，误了大事。”因此，他一方面表示自己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另一方面，也希望毛泽东、周恩来及政治局各同志能经常对军委工作作出指示，提出意见，以便使工作少出差错。最后，他请求毛泽东“有时间请赐一见，得到指示，以利工作”。^①

　　①叶剑英致毛泽东的信，1972年10月4日。

　　毛泽东收到叶剑英的信，当天即召集叶剑英和军委办公会议的成员谈话，就军委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他指出，林彪搞了十几年，军队的问题不少。“四好”运动搞了很多形式的东西，军事训练也有形式主义，部队的作风也搞坏了。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肃清林彪的影响。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整顿军队的指示，叶剑英确定，首先集中力量抓好军队系统从上到下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揭批、清理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纯洁各级组织，统一全军指战员的思想。他深入总部和一些大军区机关，亲自抓传达工作，宣讲中央文件精神。1971年10月7日，叶剑英出席总参谋部处以上党员干部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除了对中央文件上所揭露的问题进行具体解释以外，还揭露了林彪在历史上反对毛泽东和中央正确路线的一些重大错误，使大家对林彪的历史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他特别强调，在批林斗争中要注意政策，注意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充分肯定总参党委关于“分清两个关系”的提法，即分清楚正常的工作关系和非正常的宗派关系。对于正常的工作关系，不应予以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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