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传(57)

五七

　　叶剑英在南岳和桂林期间，还同后来成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的胡志明有过一段亲密交往，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年胡志明从延安到重庆，又到桂林，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救亡室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尔后曾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通讯班长”的身份到南岳训练班学习和工作。叶剑英回忆说：“我在南岳训练班时，胡志明就在我那里，当挂名的秘书，大家叫他胡光，后来回国了。建国后有一年，他来中国，同毛主席、周总理谈话，说：‘我们今年国庆，想请叶剑英同志全家去。他是我的上司’。毛主席说：‘志明同志，您今天还讲这个话，您已经做越南的领袖了。好，就让他们全家去吧！’后来，我全家到越南去了一趟。”^②

　　②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3月27日。

　　1939年上半年，叶剑英从桂林去贵阳，带领贵阳交通站负责人之一袁超俊去国民党贵州省党部，找其书记黄宇人交涉营救1938年2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中共贵州省工委黄大陆、李策、王轼、严金生等同志。

　　1939年6月初，中共中央调叶剑英去重庆，协助周恩来主持南方局的工作。南岳训练班的有关工作由李涛负责。由于蒋介石在抗战中蓄谋掀起反共高潮，训练班办到第三期时，中共方面的教官和工作人员便全部撤出了。

　　叶剑英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举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尽管时间不长，但在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史上，却写下了十分重要的一页。

　　※第十八章　战斗在重庆

　　一、痛斥“平江惨案”制造者的罪行

　　1939年6月9日，叶剑英来到中国西南山城重庆。这时的重庆，是中国抗战的陪都，国民党政府所在地，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出的代表机关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所在地。叶剑英到来后，担任南方局常委兼军事部长、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在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①

　　①在中共重庆市委档案馆、红岩、曾家岩革命纪念馆，重庆参事室查阅的资料，1984年11月。

　　这时，全国抗日战争的局势正朝着日益恶化的方向发展。日本侵略者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开始对南京国民党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继续对华南、华中地区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加紧进行政治诱降活动，积极筹划“蒋汪合流”，企图诱使蒋介石集团就范。早已沦为汉奸的汪精卫正在与日寇进行卖国谈判。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和反共的倾向日益增大，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准备掀起反共高潮。面对这种困难复杂的局势，周恩来、叶剑英等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决定集中全力巩固国共合作，继续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与大大小小的投降分子、反共分子制造的一切投降阴谋和反共行为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叶剑英来到重庆的当天，就与周恩来分析在国共两党发生磨擦的情况下日军新的动向，并致电毛泽东，作了如下预测：从军事观点看，日军如攻西北，主力仍会在晋西南三角地区渡河，目前还未准备好。从政治观点看，日军有单独攻入陕北以降低我们的影响，并增强国民党进攻我方借口的可能。

　　6月10日，叶剑英陪同周恩来面见蒋介石，商谈近期抗战与国共合作中的问题。由于蒋介石此时正热衷于策划反共阴谋，致使商谈没有取得结果。

　　周恩来于18日离开重庆返回延安。

　　平地起风波。6月12日，国民党军第二十七集团军根据蒋介石的密令，突然包围袭击设在湖南平江嘉义的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和通讯处军需员吴贺泉，并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人活埋，制造了“平江惨案”。由于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消息，叶剑英直到7月1日才获悉此事，当即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政部长何应钦，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22日，周恩来、叶剑英致电军令部长徐永昌并军委会及各部长官，严正驳斥国民党军歪曲报告惨案经过及当局对新四军平江留守通讯处的诬蔑，要求派员驰赴肇事地点，查明真相，为死难者雪冤，将凶手治罪。蒋介石为敷衍舆论，责成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进行所谓调查。而薛的报告，依旧将“犯法者文饰为有功”，“无辜者武断为有罪”。28日，周恩来、叶剑英再电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并军委会及各部长官，据理驳斥国民党的诬蔑攻击，要求另外遴派公正大员前往乎江嘉义调查，将其肇事者交法庭审判，并保障被害人家属及同事有陈诉与质证之自由。

　　“平江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和关心，连续提出郑重抗议，要求严肃追究事件凶手的责任。8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各界人士追悼“平江惨案”被害烈士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

　　8月13日下午2时，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在重庆红岩村举行追悼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处被害同志大会。叶剑英主持大会并作了长篇报告，他义正辞严地指出：“平江新四军通讯处在涂正坤、罗梓铭两同志领导之下，在平江嘉义镇工作了1年又9个月。在这一期间，该处负责治愈伤病员使其重返前线者70余人。涂正坤兼任过平江动员委员会委员，积极参加兵役动员工作，曾经协助政府肃清平江附近土匪。在武汉撤退时，帮助友军收容伤病员，并妥善送交友军。事实恰恰说明，涂、罗两同志领导的工作，不仅不是勾结土匪，而是帮助政府肃清土匪；不仅不是劫夺友军，而是帮助友军收容伤病员；不仅不是破坏团结，而是更加巩固民族团结；不仅不是捣乱后方，而是帮助政府安定后方。”

　　接着他驳斥了顽固派的诬蔑，说：“平江残酷的事件，所根据的口实只是一种狼要吃羊的借口，用来掩盖那些破坏抗战的顽固分子实行反共的狠毒企图的。军队抗战于前，奸徒捣乱于后，公理不会容许的，抗日军民不会容许的。”叶剑英最后号召：“全国同胞，应该坚持国内的团结，克服投降分裂的危险，推动全国各方面的进步，加强抗战力量，才能排除万难，争取战争的胜利，完成民族解放的伟业。”“平江惨案”激起了全国各地爱国军民的强烈义愤。在长沙、南昌等地，在共产党组织主持下连续召开了追悼会、纪念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叶剑英等领导人亲自撰写挽联、挽诗，凭吊平江惨案死难烈士，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叶剑英的挽诗是：人类有余悲，豺狼亦已歌；何以寄凭吊，按剑复摩裟。

　　其后，叶剑英怀着极大的义愤撰写了《论平江事件》，深刻地揭露“平江惨案”的事实真相，全面地评价了平江新四军办事处为抗战作出的积极贡献，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罪行。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些反共顽固派和汪精卫投降派，实质上同是日本法西斯蒂的工具，葬送民族的掘墓人。

　　他们的反共活动，是与从前已经公布、现在听说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的决定互为因果的。”

　　二、与何应钦的交锋

　　风云变幻。叶剑英密切注视着国内外时局的变化，与南方局军事组钱之光、李涛、边章武、曾希圣、薛子正、王梓木、雷英夫、张清化、陈家康、傅大庆等同志经常分析“敌、我、友、外”各方面的情况和动态，研究对策，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①

　　①访问雷英夫、张清化、冯大璋、黄常等谈话记录，1988—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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