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传(54)

五四

　　这期间，中共中央正酝酿对党在南方国统区的组织领导机构进行新的调整。1938年冬，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领导华南及西南各省的工作。南方局的成员有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凯丰、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廖承志、吴克坚、邓颖超、刘晓、高文华、董必武，以周恩来为书记，1939年1月13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南方局：以周、博、凯、吴、叶、董等6人为常委。南方局遵照党中央指示讨论了组织分工问题，叶剑英负责对外联络工作。

　　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游干班）成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汤恩伯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不久，改由蒋介石兼任训练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周恩来被聘为训练班的国际问题讲师。叶剑英接到通知后，率领中共方面参加办班的教官、工作人员、武装警卫班共30余人前往南岳报到。1939年2月15日训练班举行开学典礼。

　　第一期学员共招收了1046人，编为8个大队。第一、二、三队为各战区送来的军官，第四队为汤恩伯部第三十一集团军教导团的一个队，并有少数战区送来的军官。第五队为军委会政治部及红十字会等各单位送来的青年学生。第六队为西南行营派送的军官与学生及八战区迟到军官，并有上海纱厂女工抗日宣传队50余人。第七队主要为曾被国民党衡山县党部解散的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第八队为国民党中央军校调来的一队工兵学生。各战区送来的军官大部分具有黄埔军校、南京军校以及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毕业的学历。这些人当中少部分是上校、中校军衔，大多数为少校军衔。各队均不分学员职级与水平，采用混合编制。训练班有教官和科室管理人员95人（中、少将11人）、8个大队的长官52人（少将4人）。学制定为3个月。训练内容包括：军事教育，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及爆破技术为主；政治教育，以民众运动及游击战政治工作为主。军、政教育课程比例各队有别，大致占受训时间的55％和45％。

　　训练班本部设在南岳圣经学校。叶剑英和中共方面人员集体住在山脚下一处名为“桔盈圃”庄园内，并配有电台一部，救护车一辆。

　　在主办训练班过程中，叶剑英力争采用红军军事教育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努力实行民主管理，坚持启发式教学，同教职学员打成一片，大力开展学习竞赛和实践活动，加强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叶剑英经过认真思索，向汤恩伯提出了在训练班实行“自觉纪律”，强调学员自动、自觉、自愿地参加学习和遵守规章，官长起带头作用，坚决反对粗暴作风。这是国民党军队中从未听说过的新鲜事，实行以后受到了学员的普遍拥护，各队队长也多表赞成。凡是有关教育训练方面的事情，汤恩伯都请叶剑英主持。有些学员开始瞧不起“土八路”，认为游击战搞不出什么名堂来，后来一听讲课，觉得很有道理，就逐渐佩服起来了。

　　据薛子正、吴奚如、刘澄清等回忆，叶剑英借鉴红军学校办学的成功经验，强调教育训练要从抗战的实际出发，严格要求。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和讲义教材，都由他直接审定。他还注意言传身教，鼓励和指点初次任教的薛子正、吴奚如、李崇等八路军教官说，不要慌，充分准备好教材，拟个提纲去讲，千万不要死背。上课时要面向学员，不要光盯着讲义，要自然。还说：“你们是共产党的干部，讲课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并告诫全体工作人员：“我们是共产党员，每个人都是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党，不能给党丢脸。”他还亲自制定“工作六大注意”，即：坚定的立场，苦干的作风，谦和的态度，简朴的生活，虚心的学习，严肃的纪律，并书写张贴在八路军教官集体办公的第一教官室的墙壁上，用以自励和互勉。

　　在备课试讲和课终讲评时，叶剑英还特意邀请其他各主要教职员来参加讨论。对此，汤恩伯很赏识，他几次在会议上表扬第一教官室的工作方式与作风。

　　训练班开课后，经过一段实践，叶剑英于4月23日写了《参加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工作情形报告》，派人送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并报中央。这个报告对训练班的准备工作及具体组织情形作了详尽的汇报。首先，他概括了教学生活方面的九个优点：

　　（一）较广泛地实行民主。建立了“学员自治会”，学员代表参加学校各种会议。
　　（二）教授法部分地采用了启发式。
　　（三）教员学员均实行集体研究、集体创作。
　　（四）实行“教”、“学”、“做”三合一。
　　（五）教职员与学员生活打成一片，均参加朝会、早操、集体就餐等。
　　（六）区队长由学员选充，提倡自觉纪律。
　　（七）建立学员小组会议（党的、学习与生活的）。
　　（八）建立课外工作，各队出壁报。
　　（九）以南岳附近三个区为实习区，每星期日集体到那里做实际的民众工作，各队订立竞赛条约。

　　报告的最后部分对训练班的作用、前景作了充分估计，写道：

　　“根据我们现在已有的材料看来，的确证明（国民党方面）开办游训班的动机是包含着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真正为了开展敌后游击战的目的，这是为着抗战利益的好的动机；另方面则包含着控制敌后游击战以限制我党所领导之敌后游击战的企图。在这一企图下，渗入了不少以“混资格”为目的的分子。因此，我们的第一个结论是：学员中好的多，坏的少，控制游击战的企图则是越上级越明显，而属中央军派来的学员又较其他派系的为明显。少数顽固分子的阴谋是存在的。根据上列分析，我们认为在统一战线的前途上，这次的工作是有不少作用的。我们相信在游击战方面，首先使他们认识了游击战的重要性与非神秘性，实际的体验了游击战中‘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的真理（我们的教材，也着重解释这两个口号）。这就使那些为抗战利益的进步学员，找到一条光明大道，而更接近于我们。同时也给那些少数顽固分子从事实上证明了中共对友党的诚恳态度，与对国家民族的无限忠诚，使他们那种不敢公开的企图，受到了群众的监督，良心的谴责，而有所顾虑，可能使其中一些成见较浅的分子有所觉悟。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这次参加游训班的工作，由于我们有坚定的立场，诚恳的态度，一般的说是有收获的，对统一战线是有利的。”^①

　　①叶剑英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1939年4月23日。

　　二、备受欢迎的“游击战争战略家”

　　在训练班，叶剑英不仅负责筹划全盘教育工作，而且亲自讲授“游击战争概论”这门主课。其他的几位教官负责讲授游击战术和游击战中的政治工作。

　　叶剑英每星期讲课两次，听众很多，有时达二三千人。连国民党第九战区的一些军官也慕名从长沙、衡山赶来听课。当然，来听课的人动机并不相同。据沈醉回忆，戴笠听说叶剑英等在南岳讲课，很想把中共打游击的一套办法学过来，便设法派军统临澧特别班的两个副大队长到训练班工作、听课。

　　当时来听课的，甚至还有南岳各寺庙的和尚。课堂容纳不下时，就在外面广场讲大课。叶剑英上课时通常身穿一套褪了色的军装，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那精辟的见解，出色的口才，儒雅的风度，深深吸引住了所有在场的听众。

　　当时国际新闻社的一位战地记者高咏，听了叶剑英的讲课后大为赞扬。

　　他在一篇通讯中，用一大段文字描绘了叶剑英在讲授“游击战争概论”一课时受到学员热烈欢迎的情景：“在课堂上，游击战争战略家叶剑英先生的游击战争概论一课，最为学员们所爱好。这一门课，在课表上规定是二十小时，占全班军事学科七分之一，每次上课两小时，总要发生学生提延长时间的要求。每一次上课，都是肃穆的空气统治着课堂，游击战争的革命意义，游击队产生的客观条件，游击战的运用，……每一个单字，都在每一个听众的脑子里爬过，也部在每一个听众的笔记簿上爬过。下课的号声响了，听众还是不愿意走，‘再讲五分钟好不好？’，这个问题常常发出来，这话语里充满了迫切的求知心与战士的要求。”^①

　　①高咏：《记南岳游击训练班》（写于1939年，作者系国际新闻社记者，原文拟在衡阳《大刚报》登载，后破国民党战时新闻处扣发）。

　　叶剑英不仅讲游击战，而且讲军民团结，讲坚持抗战的道理。有一次，他讲到军民关系，用鱼和水的关系说明进行游击战争必须要紧紧依靠群众，在敌后作战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群众。汤恩伯在旁听了，用手指着叶剑英对学员们说，过去我们为什么老打不过他们呢？因为他们同群众是鱼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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