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碱大王李烛尘(59)

五九

　　※李烛尘年表

　　1882年　9月16日（清光绪八年八月初五日）生于湖南省永顺县毛坝乡。

　　1897年　少年时期在当地读私塾。赴县城应童子试。

　　1900年　与郁菊花结婚；乡试中秀才。

　　1902年　长女李文英出生；入永顺县第一高等小学堂读书。

　　1904年　次女李莲英出生。

　　1905年　考取常德西路师范学堂；参加“湘江学会”；习理化。

　　1906年　长子李文采出生。

　　1908年　次子李文奎出生。

　　1909年　赴北京会试不第，漫游京、津、沪等地。

　　1912年　东渡日本求学；幼子李文明出生。

　　1913年　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后称“工业大学”）预科，次年入化学科，专攻电气化学。

　　1918年　父母相继逝世；从东京工业大学毕业回国；受范旭东聘请，加入久大，任技师。

　　1919年　奉派赴四川自流井、五通桥调查井盐资源，写有《四川自流井钾盐调查报告》；出任久大老厂厂长。

　　1920年　在久大盐厂文公信厂长离职后继任厂长。

　　1921年　任永利经营管理部长，后任厂长，兼管久大厂务；赴内蒙伊克昭盟等地考察天然碱资源。

　　1922年　春，侯德榜到厂。经范旭东提议，李烛尘、侯德榜轮流值年担任永利碱厂厂长。协助范旭东在青岛创办永裕盐业公司。

　　1923年　永利碱厂开始试车生产纯碱。

　　1924年　在永利业不抵债的情况下，协助范旭东迅速安定局面，支持技术攻关；经范旭东提议，公司赠股5000元，得以进入永利公司董事会。

　　1925年　营救被奉系直隶督军李景林绑架的范旭东脱险。

　　1926年　永利碱厂生产出优质纯碱，“红三角”牌纯碱参加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获金质奖。

　　1927年　永利委托日本三井在日本代销“红三角”牌纯碱。

　　1928年　永利、久大、黄海共同创立海王社，发行《海王》旬刊；三井代销期满，永利委托卜内门在日本独家经营永利纯碱。

　　1930年　永利新建烧碱车间投产；“红三角”牌纯碱在比利时工商国际展览会上荣获金质奖。

　　1931年　赴日参观日本第五次化学工业博览会，后以“镜剑生”笔名在天津《大公报》发表《赴日参观记》；秋，郁氏夫人由永顺毛坝至塘沽。

　　1932年　任新成立的黄海董事会董事。

　　1933年　严词拒绝当局借用黄海图书馆作签订卖国条约“塘沽协定”会场的无耻要求；赴山西运城调查池盐生产情况；赴秦晋两省考察工业项目；将永利碱厂试验室并入黄海化工研究社。

　　1934年　10月8日，郁氏夫人逝世，享年53岁；11月，出任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副总经理，协助范旭东在南京卸甲甸建立硫酸铔厂。

　　1935年　9月28日，率家人将原寄厝北平法源寺的郁夫人灵柩，奉移北平西山兰荷滩安葬。

　　1936年　南下赴汉湘一带视察；在久大精盐公司南迁改名久大盐业公司后出任经理。

　　1937年　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19日，在范旭东离津后奉命在天津留守，拒绝卜内门将永利改为中英合办的建议；8月7日，塘沽沦陷，久大、永利厂房被日军包围；10月10日，与郁菊花妹妹后花（素云）结婚；指挥永利、黄海的主要技术人员，拆掉关键仪表，整理上万张图纸，并命技术人员携带图纸于12月初绕道香港到武汉；12月9日，日本军部下属兴中公司代表刀根拿着预先拟好的协定，逼李烛尘签字，将永利碱厂交兴中公司接办，被严词拒绝；12月10日，在日本军部下令强行接管永利碱厂后乔装离津；是年底，“永久黄”团体内迁人员陆续到达武汉。

　　1938年　任“永久黄”团体迁川总负责人；在重庆设驻渝办事处，亲任主任，办理在内地建厂的联系工作，设久大分厂于自流井，永利川厂子五通桥：永利总管理处由天津迁到香港，黄海社近五通桥，海王社迁乐山；久大自流井张家坝模范盐厂举行开工典礼；幼女李渝娟出生。

　　1939年　五通桥道士观改称“新塘沽”；由渝飞乐山转往五通桥及新塘沽视察。

　　1940年　调任久大协理，并兼久大总管理处重庆分处处长。

　　1941年　担任劝募战时公债队长。

　　1942年　在五通桥举行黄海建社20周年纪念，发表《我之黄海观》；率西北实业考察团赴西北考察盐碱情况；次年2月10日由迪化返回重庆；与受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委派的徐冰（邢西萍）建立联系。

　　1943年　与许涤新、沙千里等创办中国经济事业促进会，当选为常务理事；出任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工业协进会常务理事；参加筹备永久团体与中共地下党合办之建业银行，该行于28日经财政部批准成立。

　　1944年　应邀出席周恩来从延安返重庆后在特园举行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

　　1945年　全国工业协会重庆分会成立，任理事长；对重庆《大公报》和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发表谈话，欢迎毛泽东主席来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担任全国工业界对敌要求赔偿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和工协重庆市分会联合开会，组成工业复员协进委员会，与胡厥文、吴羹梅等30多人为代表，负责征集各方意见，向蒋介石提出整个工业界的具体要求；与吴羹梅、胡厥文等人共同具名，在特园宴请毛泽东、董必武、王若飞；应邀出席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领导在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举行的重庆工商界团体负责人座谈会；曾飞返天津一次，着手办理永利、久大工厂接收事宜；在范旭东逝世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副总经理，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参与邀请周恩来参加“星五聚餐会”，周对民族工商界人士发表《当前经济大势》的著名讲演；被提名作为“社会贤达”代表参加旧政协会议；由彭九生陪同从重庆飞往天津，接收永利和久大两厂，并受委托接收日本华北开发公司所属华北盐业公司大沽化工厂及其分厂；在民主建国会于西南实业大厦举行的成立大会上，当选为理事；在民建举行的首次理监事联系会上，被推选为常务理事。

　　1946年　以“社会贤达”身份出席旧政协会议，参加施政纲领组讨论；出席在重庆沧白堂由“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促进会议”举行的各界民众大会，报告“国农民工”经济方案；在国民党指挥其特务人员在重庆较场口捣毁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打伤郭沫若、李公朴等人，制造了“较场口事件”后，愤然站起，与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沈钧儒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被迫接受伪国大代表名义，但未参加会议；与周叔弢、孙冰如等民族企业家在天津资助成立燕京大学工学院；利用参政员身份两次向蒋介石当面交涉，要求发还青岛永裕盐业公司及前往日本拆运永利南京铔厂被盗走的硝酸铵设备。

　　1947年　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召开战后第一次股东大会，再次当选为董事；任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天津分处处长，在永利碱厂实际无人负责情况下，主动承担该厂管理工作；久大总管理处逢天津，在股东会新董监首次举行的联席会议上被推选为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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