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传(后记)

后记

　　《徐向前传》从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提出编写到出版，历时10年之久。

　　中国有一句老话：十年磨一剑，必成利剑。然而，10年写出一部书，未必能成为传世佳作。倘若这部传记受到读者欢迎，那是徐向前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光辉业绩撼动了读者的心。

　　徐向前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他戎马一生走过的道路，和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发展、壮大密切相联。他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创造，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战功卓著、德高望重、名扬中外，要为这样一位元帅立传，我们传记组的主要执笔人员如负千斤重担。10年多以来，编写组成员几经变动，又多是在兼职中写作，大家好象沿着一条光辉而艰险的崎岖山路攀登一样，一步步探索前进。

　　虽然从一开始我们就提出“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要传如其人”的写作指导思想，然而翻阅了记载历史的一些书籍文本，有的重大事件记述又不能全部令人信服。为着实事求是的探讨历史，理解传主“其人”，我们在广泛调查研究和学习的过程中，请徐向前元帅先后作过几十次谈话。在查阅历史档案的同时，我们沿着传主的足迹，走访了山西五台山地区、广东的东江地区，访问了大别山、大巴山和祁连山下的许多战场，从延安到太行山、沂蒙山，又到华北平原许多城镇和乡村；凡是当年传主指挥过战斗和住过的地方，我们都尽可能找到。我们先后访问了200多位革命老战士，会见了数以千计的老区人民群众。档案馆珍贵的历史文献，回答了对历史上某些事件的真相；活生生的还未列入历史档案文库的谈话，使徐向前的崇高形象更加鲜明。

　　1987年底《徐向前传》征求意见稿打印成册后，即分送给有关部门领导和70多位老将军们审读。1989年5月，在武汉的张才千、孔庆德、肖永银、叶明、汪乃贵等参加了书稿座谈会；1989年8月，向守志邀请了在南京部分熟悉情况的老同志，对书稿进行了讨论；1989年10月，在成都由万海峰、陈明义主持，召集了有余述生、黄作军、张行忠、张天伟、康先海、陈正宏、廖家岷等参加的座谈会；1989年12月，在北京由李德生主持座谈会，刘华清、洪学智、陈锡联、陈再道、王诚汉、高厚良、杜义德、肖全夫、郑维山、徐深吉、张贤约、罗应怀、王政柱、胡奇才、魏传统、王子纲、王恩厚、梅盛伟、王定国、李曼村等参加了座谈讨论。在上述四个座谈讨论会上，老革命家、老将军们，以自己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事实，为《徐向前传》书稿作补充和修改，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北京地区一些未参加座谈会的老将军秦基伟、宋任穷、刘志坚等，还专门找传记执笔者讲了意见。特别是对历史上有的重大事件，在传记中作出的正确的表述，正是那些老革命家、老将军们共同关注的结晶。

　　《徐向前传》在编写工作中，始终得到中央军委办公厅、总政治部和有关部门、原政治学院党委和政治部、国防大学党委和政治部领导的支持。在传记正式定稿出版前，国防大学张震校长兼政委，亲自主持会议讨论定稿出版工作。在传记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中央档案馆、军委档案馆、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以及红四方面军战史修改办公室和山西、广东、湖北、河南、安徽、山东、四川、陕西、甘肃、河北等省的政府机关与档案部门的大力协助；还得到了各位元帅传记组、当代中国国防军事卷编委会办公室、各分卷编辑部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在这里应特别说明的是，邓小平同志不但题写了《徐向前传》的书名，他倡导和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传记写作中正确分辨历史上某些是非问题，指出了方向。在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同志的关怀下，党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历史中重大的疑难问题，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明确结论，为传记的写作提供了依据。

　　在纪念徐向前诞辰90周年之际，传记正式定稿出版，奉献给读者。这部传记的执笔人是：王文仲（第1、2和13—17章）、朱玉（第8—12章）、李俊荪（第18—20章）、李而炳（第21—24章）、张麟（第3—7章、并全书统稿）。欧国琳、郭春福、萧永义参加写了第5、6、22章初稿和部分修改工作，马长志、陈宝玲、葛恒军等参加了统稿和编辑工作。由于写作水平和认识问题的能力所限，这部书定有某些不周之处，敬请指出，以便在继续研究中修正。

　　国防大学《徐向前传》编写组
　　一九九一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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