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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


  3月中旬,徐向前从延安出发,经四天行程到达抗大总校校部所在地的绥德县西山寺。不久,李井泉也到了这里。抗大的领导班子正式组成。中央任命徐向前为校长,李井泉为政治委员,何长工、彭绍辉为副校长,陈奇涵为教育长,徐文烈为政治部主任。这时,抗大总校刚从敌后迁回(在此之前,抗大总校设在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同时,中央又决定将设在晋察冀根据地的二分校、晋西北的七分校、延安三分校(即军事学院)与总校合并。合并后新的学期统称第八期。

  徐向前到达绥德,一面建校,一面接收学员。从1943年4月至6月,中心任务是整编机构,端正思想,建家立业。为便于管理教育,他们将抗大编成三个教育基本单位,即抗大总校、二分校和七分校。

  整编中干部教员缺乏是一个大困难。物资可以通过生产解决,干部怎么办?徐向前很苦恼。他除了从学员中解决一部分,又请求军委从延安编余人员中调来一部分。

  抗大总校从敌后迁回陕北,军事学院与二、七分校合并,重组编制,加上不能很快投入正课等等因素,使于部和学员的思想甚为动荡,甚至出现了一些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针对这种情况,徐向前确定的方针是加强思想教育,严格规章制度。

  思想教育,徐向前是从抓革命军人品质入手的。他要求学员和干部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有坚定的党性,服从组织,服从纪律,发扬自我批评精神;相互关心,上下一致,做执行政策的模范;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极端民主化,以无产阶级思想战胜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农民意识。要求学校各级干部以身作则,认真负责,克服“学生老大难管,队长政指怕管”的松弛现象。他首先从自己做起。抗大返回陕北初期,有些人仗着自己是从前线回来的,以功臣自居,行为不羁。看戏没有票硬往里同,不让进就大吵大闹。徐向前整顿这种坏现象,就在有文艺晚会的时候,搬个板凳往剧场门口一坐,也不说什么。自他这样做了之后,晚会的秩序就好得多了。

  徐向前每天起床很早。学校规定干部和学员都要出早操。而他在学员出早操之前就出了“早操”,做完他的跑步、爬山、打太极拳等“自选项目”后,回来检查出操情况。校部机关有的干部不愿按时起床,他就到宿舍去看。看看贪睡者都有谁。有的人说:“徐校长早晨到宿舍去转,看到我们没起床,也不说什么就走了,可是,他不说,比批评几句还难受,下回再不敢睡早觉了。”

  那一段,徐向前还兼任中央处理委员会主任,下面有中组部的一个工作组,负责考察从敌后调回的干部,向中央提出分配意见。团职以上干部他要亲自谈话。尽管这样紧张,他还经常到分散在百里以外的单位检查工作,帮助解决问题。

  为了建家立业,徐向前提出了“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建立革命家务”的口号。全校教职学员,一面自建一部分校舍,一面开展了生产运动,有农业、商业、作坊,还有其它副业,当年收入近30万元。

  整编就绪之后,从1943年8月至1944年11月,中心任务是整风审干和开展大生产运动。

  整风占用时间最长,经历了曲折的进程。整风的领导机构为抗大总学习委员会,按中央指示,由徐向前、何长工、李井泉、徐文烈及各部部长、各大队政委组成,徐向前为学委会书记。

  1943年8月14日,总学委会颁发《关于学校整风学习的决定》,标志着抗大整风的开始。《决定》确定的总方针是“清算思想,清算历史,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四种工作有机的密切的配合进行”。

  前两月为第一阶段。内容是学习文件,思想整风,和风细雨。徐向前和何长工、李井泉比较一致的思想是“要稳不要急”。徐向前还给大家讲红四方面军肃反扩大化的教训,用以提醒大家不要再蹈覆辙,因此,这段秩序比较正常。

  10月中旬,上级派整风审干工作组进驻抗大,抗大整风进入第二阶段。在工作组指导下,提出“全面突破特务嫌疑分一子”的口号。其方法是康生“抢救失足者”的那一套,有“坦白运动”、“劝说运动”、“开大会”、“做报告”、“集体劝说”、“个别谈话”等等。康生说什么:“现在的时间是紧迫的,他们要在这紧迫的时间中挽救自己,而共产党员们也要在短促的时间内抢救他们。”中央直属机关已经坦白450人,还不是他的理想数字,他认为“还有一些失足的人至今没有向党坦白”。结果不能不导致逼、供、信和扩大化。毛泽东曾力图纠正这些做法,提出审查干部九条方针,但已经刮起的风并没有立即煞住。整风工作组进驻抗大之后,仍是搞“即席坦白”、“五分钟劝说”。还有一种叫“照像”,在开会时,人一批一批地到台上去站着,看你脸色有没有变化,若坦然自若,面不改色,即被认为没问题;若神态拘谨,面红心恐,就有被定为嫌疑分子的可能。怀疑压倒了信任,使一些人蒙受了冤屈。抗大总校当时有排以上干部1052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达602人,占总人数的57 2%。伤害最大的是干训队,总人数496人,两种“分子”达373人,占75.2%。10月下旬,徐向前回延安去了。他在延安虽然经常过问学校的运动,但左右不了形势。

  12月下旬,中共中央、毛泽东开始下决心纠正整风中的偏差。抗大整风才开始摆脱那种“左”的做法,转入运动的第三阶段。学校总学委会召开整风工作总结会议,徐向前因在延安没有出席,由李井泉、何长工主持。当有人到延安向徐向前请示汇报工作时,徐向前说:审查干部要慎重,不要轻易给人家定反革命、奸细、特务。要注意调查真实材料,可以到晋西北去调查,也可以到延安调查。有了可信的材料,才能说他是个啥。从这时开始,实际上停止了群众性的审查运动,转入专职干部和骨干、积极分子为主的甄别复查。学员和一般干部组织起来学习文件,参加生产劳动。

  转入甄别复查阶段后,徐向前从延安给何长工、李井泉写信,专门谈了做好各种人员的思想工作问题。他指出要发动大家敢于起来说话,积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使积极分子了解,过去有些方法是错误的,如逼、车轮战等。使搞错了的起来辩白,得伸其冤,向党靠拢。使真正坏人和图隐其奸者,得暴其恶。他提出了几点值得注意的事项:

  一、自我批评必须先在领导干部、积极分子中搞通,才有力量,才能实事求是,不致在大翻案中迷失方向。

  二、自我批评必须态度要诚恳,程度要适当,说话有分寸,必须是实事求是的精神。

  三、领导干部、核心积极分子进行了自我批评之后,必须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发动坦白者、半条心的人、两条心的人进行自我批评。

  他在信中说:大翻案是必然的,最近党校开展批评后,有许多人也翻案了,不要怕。被冤屈的人,说些不满意的话,发些牢骚,我们不必着急。他还就大胆使用干部的问题提出了意见。

  抗大整风后期的工作延续的时间较长,进行得比较细致。在中共中央正确指导下,徐向前亲自关怀整风、审干工作,经过甄别复查,那些“坦白分子”、“嫌疑分子”基本都平了反。在整风审干期间,抗大的大生产运动并没停止。1944年的生产总收入达4.76亿元,比头一年翻了好几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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