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传(67)

六七

　　徐向前将西路军的情况向毛泽东以及朱德、张闻天、刘少奇、李富春、张国焘等先后作了汇报之后，如释重负，精神上感到轻松多了。但身体还非常疲劳，骨瘦如柴，像大病初愈。他不管这些，要填补几个月来由于与外界隔绝而形成的脑子里的“空白”，整天忙于阅读报纸文件。他认真看了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两篇报告，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分析。他确认日本人不会满足《何梅协定》所得到的利益，也不会满足“华北政权特殊化”。他们的胃口比这更大。他和一些领导人交谈时说，我们得做好准备。百日丧失东三省、十天热河全境沦陷的教训不能忘记。他带病接受了海伦·福斯特·斯诺女士（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人）的访问。他说：“红军是中国彻底拯救民族和社会的最忠诚的力量，它决心把这个使命坚持到底。”（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568页。）

　　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终于以7月7日卢沟桥事件为导火索而爆发了。

　　卢沟桥，位于北京西南15公里的永定河上（旧称卢沟河），建于金代，距今有800年历史。它以建筑艺术精湛而闻名中外，尤其是280根望柱上雕刻的485个石狮子，个个神态殊异，吸引着中外游客。桥头立有清朝乾隆皇帝题的“卢沟晓月”汉白玉碑，为燕京八景之一。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赞“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它是京都西南的门户，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成吉思汗率军南下围攻中都（北京），在卢沟桥一带发生了激战；明末清军入关，卢沟桥再次成为战场。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又从这里揭开了序幕。他们借口所谓正在演习的日军听到一声枪响，便发现一名士兵“失踪”，驻在丰台的日本军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上校，要求进入中国军队驻地宛平城内搜查，当其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遂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这同他们制造“九·一八”事件的理由很相似。那次，也是先说一个军事间谍中村大尉在东北失踪，接着又反诬南满铁路柳条沟段被中国军队炸毁，就开炮轰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看来，侵略者的逻辑就是这样。

　　徐向前为“七·七事变”的枪声所震动。国共两党为敌10年，他在沙场上与蒋介石的“剿匪”反共军对垒了10年。那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10年。然而，卢沟桥的枪声一响，民族仇恨超越了阶级对立，他积极拥护中共中央确定的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方针，决定放下旧仇，共雪民族之大耻。他参加签署了给蒋介石的通电：

　　“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夺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疑夷，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中国革命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北平华北，收复失地！

　　“红军将士威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日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这是卢沟桥枪声传到延安之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7月8日联署给蒋介石的通电。同日，他们又致电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支持二十九军的抵抗行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发出了“为日寇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国各族各界“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7月13日，徐向前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抗日紧急动员大会。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及全体红军将士，沉着地做好一切抗战准备，以便随时开赴抗日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

　　形势越来越严峻。7月中旬，由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赴庐山与蒋介石商谈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蒋介石迟迟不作答复。8月初，朱德、叶剑英等又去南京参加国民党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再次就红军改编、国共合作、对日作战方针问题同国民党交涉。这时北平、天津已相继陷落，日军正集中兵力向南口、居庸关进犯；同时，向华东淞沪地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企图速战速决，3个月内灭亡中国。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召开了“洛川会议”。徐向前出席了这次会议。

　　洛川，位于陕西省中部偏北，洛河中游，北魏时开始设县。这里北距延安90公里，是陕甘宁边区和国民党管辖区交界的地方。会址选在这里，主要是为了便于军队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当时，红军部队大多驻在西安附近。洛川是延安与西安间比较适中的地方。会议地址选在洛川东北10多公里的冯家村。村北有一条小河，叫介子河，当时人们以它分界，介子河以北是“红区”，以南是“白区”。冯家村在河南岸。村上百来户人家，吃水要到一、二百米深的沟底去担。这是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徐向前从西路军归来，第一次参加这样高级别的会议。他8月13日从延安出发，14日抵达洛川，住在城关一个教堂里。因为会期还没定，在城里住了8天。21日接到通知就到冯家村去了，住在一户农民家中。这家不富裕，但也不算差，院内整治得很干净，栽种的西红柿都红了。他住在这里，俨然成了这家的一个新成员，每天早晚要为房东担水。他身体不好，房东不让去，可他执意要锻炼锻炼。其他与会者也分散住在村子里。毛泽东的住处是位于村西南角上的一个村塾学堂，在大路边上，窑（房）后有一棵大槐树。这里有两孔窑，毛泽东住一间，另一间就是会场。

　　22日正式开会。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博古、关向应、凯丰、张国焘、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徐向前、张浩、林彪、聂荣臻、肖劲光、罗瑞卿、李富春、林伯渠、徐海东、周建屏。李富春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担任会议记录。22个人，把会场挤得满满的。室内只有六、七张桌子，有饭桌、有条桌，大小不一；凳子有长有方，高矮不齐。

　　张闻天主持会，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报告讲了军事问题，同国民党关系问题，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任务问题。毛泽东全面论述了军事、政治形势，明确提出了军队的战略任务和作战的基本方针，以及如何正确处理国共两党的关系。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

　　陕北高原的仲秋时节，凉爽宜人。地处偏僻的冯家村，人们正在准备着秋收。他们还不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将要灭亡中国，不知道共产党的一批伟人正在帷幄运筹着保卫中国、驱逐日本侵略者的大计。会议讨论是很热烈的。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博古、彭德怀、朱德、林伯渠、张浩、林彪、凯丰、聂荣臻、张国焘发了言。讨论中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有人也免不了谈了一些个人见解。如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问题，对选择时机分批出兵和留下一部分兵力守备陕甘宁边区问题等。毛泽东在总结发言中进一步强调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对作战方针的提法作了一些变更，这就是：基本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泽东说：我们就是要插杨柳，让老母鸡下蛋。立足自己，吃饱了饭再说。

　　徐向前没有集中发言，除了插话就是听，听毛泽东的报告，听各位与会者有创造性的见解。毛泽东的报告给他的印象很深。他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后来他说：“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强调在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下，我党一方面要团结国民党、中央军及地方实力派，积极推动他们拥蒋抗日；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我党的独立性，以免被蒋介石吃掉，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覆辙。鉴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艰苦性，以及蒋介石企图驱使红军开赴前线充当炮灰的险恶用心，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因为没有独立自主，就会失去党对红军的领导权、指挥权，前途可想而知；不是着重于山地，红军便没有可靠的依托和周旋余地，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术特长，发展壮大自己；离开了游击战为主的作战形式，以几万红军去同几十万日军硬拼，那就等于送上门去被敌人消灭，这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有人主张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红军兵力全部出动，开上去多打几个漂亮仗。毛泽东同志认为，根据现时的敌情我力，还不能那样干。他主张只出动三分之二的兵力，留下三分之一保卫陕甘宁根据地，防止国民党搞名堂。这些基本思想，表现出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571-5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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