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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厉式鼎低头不语。他哪里晓得,此时徐向前总指挥正在指挥红军,准备最后解决苏家埠、韩摆渡守敌了。

  5月8日,困守苏家埠、韩摆渡的敌军,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突围无望的处境下,被迫全部投降。苏家埠守敌缴枪时,还举行了投降仪式,官兵列队迎接红军。

  历时48天的苏家埠战役胜利结束。这次战役,共歼灭敌第七、十二、四十六、五十五、五十七师和警备一、二旅等3万余人,其中俘虏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以下官兵2万余人,缴步枪1.2万余支、机枪171挺、炮43门、电台4部,击落敌机1架。这是鄂豫皖红军在徐向前指挥下取得的一次空前的伟大胜利。5月23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的贺电中说,这次胜利,“给予全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运动无限的兴奋,更加强了苏维埃红军对于全国革命运动的领导。”

  红军在苏家埠地区作战期间,敌张钫部第二十路军进驻潢川,趁隙南犯,进占双柳树、仁和集地区,修筑工事据守,并准备继续向前推进。徐向前回到商城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决定歼灭双柳树、仁和集的敌人,收复潢川、光山南部根据地。

  6月12日,徐向前先以十师出光山南部,牵制郜子举新编第十二师;另以十一师秘密打到光山以北、潢川以南的璞塔集、彭店地区,割断潢川守敌与双柳树、仁和集之敌的联系,准备打援;而以十二师进攻双柳树,以七十三师和少共国际团进攻仁和集。因敌人的防御体系被我突然割裂,仅5天时间,战役即胜利结束。总计歼敌8个团和反动民团一部,毙伤俘敌近万人,缴枪七千余支,收复并进一步扩大了演、光南部根据地。

  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上旬,经过黄安、商潢、苏家埠和潢光四大战役,红四方面军先后共歼国民党军6万余人,其中成建制被歼的正规部队近40个团。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尚未展开即被粉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得到了迅猛发展。根据地面积扩大到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350余万,拥有26个县的革命政权,红军发展到4.5万人,地方武装、赤卫队也发展到20万人以上。这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的极盛时期。

  ※第七章 反“围剿”失败与西征

  §大兵压境

  在徐向前组织指挥发起黄安战役的时候,1932年5月5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接着就以向美国借得的1200万美元作军费,购买大批军火。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下,积极准备对红军的大举进攻,妄图彻底摧毁各个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还特别提出鄂豫皖苏区的“危险”,决定把它作为进攻的主要目标。

  蒋介石鉴于过去几次“围剿”作战指挥者不得力,这次决定“御驾亲征”,亲自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任命李济深为副总司令。6月12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确定围剿红军的部署: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消灭鄂豫皖、湘鄂西两区红军,然后全力进攻中央苏区。企图以重点进攻、分区“围剿”的办法,达到各个击破红军的目的。为便于指挥,蒋介石把他的总司令部设在汉口,副部设在蚌埠。下组左、中、右三路军。除了何成浚指挥的左路军专门对付湘鄂西苏区外,中路和右路军全力负责“围剿”鄂豫皖苏区。根据红军获悉的情报,敌总兵力共26个师又5个旅,约30余万人,另有4个航空队。

  敌人对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围剿”迫在眉睫,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向鄂豫皖分局建议,提出红军必须立即进行准备,以对付敌人的进攻。然而,当时中共中央给鄂豫皖红军的任务是:“除以二十五军巩固皖西北新发展的根据地外,主力应向西行动,扩大与巩固鄂东区,以一师以上的兵力过平汉路,配合红三军行动,消灭徐源泉、肖之楚主力,造成平汉路两旁孝感、武胜关间比较巩固的新根据地,必要时可重新进攻黄陂、威吓武汉,调动敌人进攻湘鄂西力量,求得战争的解放,以造成包围武汉的形势。”(见1932年6月《中央为反对敌人“围剿”给苏区的军事训令》)作为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主要领导人的张国焘,更是被红军近年以来取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形势作了极为错误的估计。他认为:“目前已根本消灭‘围剿’”,“现在是我们由冲破包围已经进到消灭敌人包围的时候”。根据中央的训令,他提出红军当前的作战计划是:第一步进逼罗山,破坏京汉路,并以歼灭新到这一带的敌第二、八十师和第十五路军为目的;第二步,沿京汉路南下,歼灭宋埠、黄陂一线之敌,威逼武汉。

  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失败后,改变了策略,对中央苏区暂取守势,而集中主力对付鄂豫皖苏区,将他的主力所谓“王牌”部队大部分都拿出来,集结于平汉路北起信阳,南至武汉一线。敌人的战术是:“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遇红军主力,则据地固守,待援合围;击破红军主力后,则并进长追,四面堵截。计划第一步攻占黄安、七里坪、新集和商城等要地,将红军主力驱出鄂豫边境;第二步,实施东西夹击,将红军主力压迫至长江北岸,聚而歼之。同时,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编组保甲,实行“连坐法”,强化各级反动党政机关和反动地方武装,动员外逃的土豪劣绅“回乡执政”,以配合其军事进攻。

  6月下旬,根据中央分局的决定,徐向前率领红军主力由潢川地区西进,并以红十二师向京汉路信阳一广水段出击。6月25日,攻下鸡公山,歼敌三十五师1个团。此时,红军已连续作战7个多月,部队十分疲劳,而且病号日增,战斗力显著下降。因此,徐向前、陈昌浩再次向中央分局建议,停止在京汉路的作战行动。6月27日,部队向河口地区集结休整。

  在黄安县城西北30多公里,有一个山区小镇夏店。山区的气温已经比较高了,阵阵热风,吹得山坡上的松竹习习作响。红军来到这一带集结休整,小镇更加热闹了。张国焘在这个小镇召开中央分局会议。除了随红军行动的中央分局委员外,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也赶来参加会议。

  会上,徐向前再次提出暂时停止进攻作战的建议。他说:敌人已经开始的军事行动,从目前的情况看,还只是在边沿区进行小规模侦察性的进攻活动,我们可以用一部兵力警戒敌人,主力放在鄂豫皖边界地区,一脚踏在苏区,一脚踏在白区,一面休整,一面掩护地方开展工作,开辟新区,巩固老区。同时可以就食新区,减轻老区人民的负担。这本来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建议。可是,张国焘和沈泽民对迫在眉睫的“围剿”仍然漫不经心,反对红军进行休整。沈泽民说:“这次东征作战,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尤其是六安、霍山地区,胜利更大。胜利了要再胜利,不能停止进攻,敌人这次‘包围会剿’,都是国民党的残余武装,没什么了不起。他们布置还未就绪,我们要趁此时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红军主力应乘胜南下,围攻麻城。”

  沈泽民是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曾留学日本,住过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当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对革命忠心耿耿,有能力,有热情,只是缺乏指挥作战的实践经验。加上这时王明左倾的影响,他的思想不能摆脱“左”的一套。因此,意见常常和张国焘一致。徐向前很尊重沈泽民,可是,总感到他的意见距离实际太远,又难以说服他。

  会上,围绕着红军下一步行动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陈昌浩在军事问题上支持徐向前的意见。张国焘先是摆出听取意见的姿态,不说多少话,最后,他作出决断说:“现在已转变到我们同敌人决胜负的时候了。决胜负的战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绝不是马马虎虎的小事情。我们要趁热打铁,才能成功。红军下一步的任务是,要实施不停顿的进攻,围攻麻城,夺取麻城,以实现威逼武汉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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