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传(19)

一九

　　6月初，徐向前同桂步蟾、何玉琳一起，装扮成商人模样，从上海乘船到武汉，然后改乘汽车，经黄陂，在靠山店附近下车，沿着山间小道，进入鄂东北根据地。

　　在这一带，何玉琳人熟路熟，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他给徐向前详细介绍了鄂东北根据地和红三十一师的情况，讲了黄麻起义的经过和红军在木兰山地区活动的情况。在经过高桥区的时候，何玉琳还指着西南的一座高山说：那是木兰山。大气好的时候，站在山上可以看到武汉。

　　鄂东北根据地位于鄂、豫两省边界，邻近皖西，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早在1927年春，这一地区的黄安、麻城就分别成立了中共县委，领导了农民运动，建立了县农民自卫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两县县委与省委失去了联系。九月初，黄安县委派郑位三等到武汉找到了中共长江局机关，长江局书记罗亦农向他们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要他们立即回黄安组织武装起义。10月间，中共湖北省委先后派王志仁、吴光浩等一批政治、军事干部到黄安，成立了以王志仁为书记的中共鄂东特委，统一领导黄、麻两县的武装起义。11月14日，黄、麻两县起义部队和数万农民，举攻克黄安县城，迅速消灭了反动武装，建立了黄安农民政府，曹学楷当选为政府主席。这是鄂、豫、皖边界地区的第一个工农政权。起义后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潘忠汝、吴光浩任正、副总指挥，戴克敏任党代表。12月5日夜，国民党反动派派一个师袭击黄安县城。鄂东军400多人突出重围后，只剩下72人和50多支长、短枪。县委书记王志仁，总指挥潘忠汝等壮烈牺牲。这支革命武装在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的领导下，转移到黄陂木兰山坚持游击战争，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1928年4月，工农革命军重返黄、麻地区，开始在鄂豫边界实行工农武装割据。7月，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十月组成由王秀松任书记的鄂东特委。1929年4月，鄂东特委召开黄安、麻城、黄陂、孝感四县县委和红三十一师党委联席会议，改组鄂东特委为鄂东北特委，徐朋人为书记。这时，鄂豫边界割据已发展到纵80里、横130里的区域，边界地区的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已结合起来，初步形成了鄂豫边武装割据的局面。

　　正当鄂豫边根据地日益巩固和扩大的时候，1929年5月 6日立夏节这一天，在豫东南爆发的商南起义也取得了成功。由于商城县委遭到破坏，1929年2月，豫东南特委同鄂东特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商南党组织由鄂东特委领导。鄂东特委曾先后派徐子清、徐其虚等到商城帮助工作，成立了中共鄂豫边特别区委，由徐子清任书记。这次起义就是在鄂豫特别区委领导下进行的。5月9日，起义武装于斑竹园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师，周维炯任师长，漆德伟任副师长，徐其虚任党代表，全师100余人，枪30余支，开始了创建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这就是徐向前踏上鄂东北根据地之前，这一地区革命斗争曲折发展的大致情况。

　　在黄安以北的箭厂河，徐向前见到了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徐朋人说：“特委已决定你和桂步蟾都去三十一师工作”。徐向前说：“我人生地不熟，往后特委的同志要多帮助。”

　　徐朋人说：“吴光浩同志牺牲的消息，特委还没有向部队和群众宣布。你到三十一师，名义上是副师长、副司令，要担负起全师的军事领导工作。”吴光浩是湖北黄陂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领导鄂南武装起义、著名的黄麻起义。曾担任麻城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鄂东军副总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和工农红军第十一军军长，是鄂豫边红军的创建人之一。他在鄂豫边军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为怕影响部队和群众的情绪，所以才对他的不幸牺牲暂时保密。

　　徐向前不知道该如何接替这个职务。他怀着一种不安的心情，来到了红三十一师。

　　红三十一师这时号称4个团，其实是4个大队，不足1个营的兵力，共300多人。师党代表戴克敏，参谋长曹学楷，政治部主任陈定候，都是当地干部。一队队长晏仲平，党代表王树声；二队队长廖荣坤，党代表江竹溪（后为桂步蟾）；三队队长倪志亮，党代表吴先筹（后为江竹溪）；四队队长林柱中，党代表郑行瑞。原来的队干部中，只有倪志亮是中央派来的。干部和队员都很年轻，每队五、六十人，四、五十条枪。部队陆续扩大，有些新兵只能拿着大刀、长矛。

　　徐向前面对这样一个师，身边既无参谋，又无助手，人地两生，如何带兵，如何指挥部队打胜仗，是一个极大的难题。他利用一切机会熟悉干部，掌握各方面的情况。他很尊重当地干部，绝不以党中央派来的干部自居，在工作上，特委分配做什么，就做什么，出了问题，主动承担责任，从不埋怨别人。他处处事事以身作则，很快就取得了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徐向前回顾初到大别山的那些日子，说：“我那时能够站得住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能带着部队打仗。我在黄埔军校，学了些军事知识，在海陆丰作战，积累了一些游击战的经验，有用处。带着大家打游击，不断取得胜利，没吃过大亏。另一条，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指手划脚，评头品足。”（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78页。）

　　“新官上任三把火”。徐向前到达鄂豫边不久，就碰上了敌人烧向红军的“三把火”。

　　第一次，是“罗李会剿”。

　　罗霖，本是广西桂系军阀的一个将领，1929年4月，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混战，罗霖见桂系失败，就投靠了蒋介石，被任命为独立第四师师长。罗霖为讨蒋介石的欢心，主动请求“剿灭”鄂东北的红军游击队。蒋介石前段时间因忙于军阀混战，无暇顾此，现在罗霖主动求战，即令河南的土匪武装李克邦暂编第二旅，配合罗霖“会剿”鄂东北红军。

　　6月，敌人主力罗霖独立第四师的两个团，由黄陂、黄安出发，向北进犯；驻潢川、光山的李克邦暂编第二旅的一个营及光山反动民团红枪会五、六千人，向南进犯；驻麻城的夏斗寅十三师补充团和黄土岗一带地主武装也出动配合，全力压向红军根据地的腹心地带紫云山和乘马岗地区。这时红三十一师有3个大队分散在外打游击，在根据地内只有两个大队，100多人枪。徐向前决定“避强击弱”，先率领部队和敌人兜圈子。

　　7月初，北面较弱的一路李克邦部及红枪会数千人进占柴山堡、白沙关地区。徐向前指挥红三十一师两个大队，在当地手持刀矛棍棒的群众的配合下，发起反击，接连五战，毙敌营长以下百余人，活捉和处决了红枪会头目戴五爷，余众溃散，不敢再战。与此同时，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群众和赤卫队也对敌罗霖部及夏斗寅师补充团展开了广泛袭扰活动，使敌军食不饱、睡不宁，疲困不堪，没过两日，就退回河口、七里坪、黄安、麻城等据点。所谓的“罗李会剿”，就这样破产了。

　　第二次是“鄂豫会剿”。

　　8月间，蒋介石又令刘峙组织鄂豫两省的一部分兵力，加上反动民团，对豫东南和鄂豫边两块根据地同时发起进攻。

　　徐向前根据第一次反“会剿”的经验，建议特委仍然采取“与敌周旋、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8月10日，敌首先向豫东南根据地进攻。红三十二师迅速转移到外线，使敌扑空。14日，敌向鄂豫边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为避敌锋芒，保存实力，待机破敌，徐向前率红三十一师，在赤卫队的配合下，予敌以打击后，迅速跳到外线，向麻城北部转移，调动敌人。到了八字门，同红三十二师会合。在这里，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三十二师的领导人周维炯，肖方等。过去有一段时间，商城地委同鄂东北特委发生矛盾，造成互不信任，一度关系搞得很紧张。这次两师会合，徐向前十分注意团结，做了很多工作，使地方和部队在那一带相互配合得很好。

　　敌人发现红军主力在麻城以北、光山以南，于是，部署新的合围，南北夹击，投入豫东南的部队，也向西进击。红三十二师趁机返回根据地，红三十一师也跳出包围圈甩开敌主力南下，先后消灭了一些民团武装。9月下旬，敌人被迫收兵，“会剿”又告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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