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忆录(145)

一四五

　　我和许多同志一样，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缺乏准备，很不理解。但有一条，军队和地方不同，不能乱。叶剑英同志当时任军委秘书长，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可是，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根据林彪的意见发出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却规定取消院校党委领导，强调“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文件下达后，军队院校和机关开始动乱，地方和军队院校的学生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不断发生。我们搞了一辈子军事，晓得军队乱套不得了，涉及国家安全，担忧得很。

　　十一月间，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最近我们准备召开一次军队院校的大会，请总理、陶铸和几位老帅接见、讲话。我说：你们起草个稿子，请叶帅代表军委讲讲就行啦！强调一下军队担负着备战任务，军队要稳定，不能乱。他说：还是请老帅们都讲一讲，这样更好些。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会前，肖华同志来我家一趟，送来了讲话稿，我看后略作修改，加了点加强战备的话。十一月十三日，我们去北京工人体育场，出席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会场里不下十万人，又唱歌又呼口号的。周总理和陶铸同志和大家见面后即退席，陈毅、叶剑英、贺龙和我讲了话。

　　那时，我们都不同意搞乱军队，不同意乱冲军事机关，希望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的人员以大局为重，做出好样子。陈毅同志说：今天来体育场，就是要泼冷水。“泼冷水是不好的，可是有时候有的同志头脑很热，太热了，给他一条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处”。他还说：我不赞成“逐步升级”的办法，口号提得越高越好，越“左”越好；搞倒几个校长、处长、副处长不过瘾，搞倒几个部长也不过瘾，还要升级。他提醒大家，不要犯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我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陆、海、空军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不容丝毫的松懈。”贺龙同志也讲了话。他当时已遭林彪诬陷，处境岌岌可危，能出席大会，就是对林彪一伙的有力回击。叶剑英同志也强调指出：“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毛著，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不要光注意背书，不会行动，那样就会变成教条了。”

　　叶帅讲话时，半道里兽医大学的一名学生，递了张条子，质问今天的会议经过林彪批准没有？言外之意是会议不合法。叶帅看了条子很气愤，当场念给大家听，说：他怀疑我们偷偷开会，大家相信吗？上次开会，总理和陶铸同志都来了嘛，四位军委副主席的讲话，我们是集体讨论过的，这能说是背着军委开会吗？我们的讲话，语重心长，完全是从爱护我党我军，爱护广大干部和群众出发的，谁知后来竟变成了一大“罪状”。

　　十一月二十九日，军委文革又安排第二次接见。陈毅、叶剑英和我，又去工人体育场出席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踏上主席台，就看到会场上的醒目标语，写着要批判陈、叶十三日的讲话，还有什么“炮轰”、“火烧”之类的。我因头天晚上睡眠不好，头痛、疲劳，没有准备在会上讲话。陈毅同志讲话较长，针对少数人说上次大会四位军委副主席给群众泼冷水的论调，规劝大家正确对待“路线斗争”。我因头疼加剧，提前退场，未听完陈毅同志的讲话。

　　体育场的两次接见是个导火线，招来了麻烦。觊觎军权的江青一伙，趁势叫嚣军内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改组军委文革”。组长刘志坚被撤职、揪斗，陈毅、叶剑英遭到“炮轰”。军队越来越乱，许多人晕头转向，无所适从，不知道听谁的好。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杨成武同志从总参五所打电话给黄杰，说有要事找我谈，但他来我家不方便，要我和黄杰去五所谈。见面后他即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由向前同志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我有点吃惊，万万没想到这副担子要我来挑。沉默了一会儿，我说：“我多年有病，身体不好，对干部情况不了解，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干不了！”他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毛主席批准的。”听到是江青提议，我愈加莫名其妙。就说：“我的确干不了，你还是把我的意见报告主席吧！”

　　杨成武同志大概很为难，说他马上要去开会，便夹起皮包，匆忙告辞了。回来我和黄杰同志反复琢磨，怎么也理不出个因由来。江青其人，我们对她不了解，平时毫无来往，只是在延安住柳树店和枣园时，见面打打招呼而已。她那时照顾毛主席的生活，毛主席找我谈工作，她极少在场。现在她忽然提议我当全军文革组长，不知出于什么用心。想来想去，觉得既然主席已经决定，恐怕推是推不掉的，只好硬着头皮干。后来，我见到毛主席，当面又表示过自己确实干不了，请主席另选贤能。毛主席说：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

　　一月十日，江青派人送来全军文革小组名单及改组军委文革的通知，征求我的意见。并说：中央文革对这个名单也很关心，也想看看，已送他们征求意见。我阅后提了三条：（一）新的全军文革未组成前，是否请中央文革出面，先与各派群众代表座谈，交代一下政策。（二）要讲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军队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不行。尤其是海、空军，担负保卫海空防的任务，要随时准备战斗，指挥失灵了不好。现在有些机关干部，要求成立“战斗组织”，机关如果形成几派，就不好办了。（三）部队中哪些人是“牛鬼蛇神”，建议在适当范围内讲一讲。北京军区抓了廖汉生，又要抓杨勇、郑维山；空军也把王辉球、成钧、常乾坤抓走。这个问题应研究解决，否则大家没有底。我提出这三条的基本想法，就是部队的“文化大革命”要有党的领导，要保持军队的稳定，不能象地方上那样，无法无天，乱揪、乱斗、乱冲。十一日，又送来正式通知：全军文革小组名单已经“军委通过，中央批准”。十二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正式成立，成员共十八人。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肖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组员：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蜂、张涛、和谷岩。下设秘书组、简报组、机关组、院校组和联络站，办公地点在三座门。

　　我刚刚上任，正赶上“一月风暴”，局面混乱不堪，简直没法收拾。以上海“造反派”领头掀起的“夺权”浪潮，波及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并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他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林彪则鼓吹对军队领导干部要普遍地“烧”，说：

　　“真金不怕火炼，不是真金烧掉了更好。”军队院校的“造反”组织，纷纷夺权，两派群众开始武斗；解放军报社“小将”掌权，总部机关的战斗组织出现；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省军区相继受到猛烈冲击，领导同志被揪斗的事件越来越多；全军文革被“造反派”包围，有些文革小组成员被揪走挨斗，不知下落；上访的群众一批又一批，少则几人、几十人，多则数百人、上千人，有时一天达二百余批。各单位的告急电话不断，我家原有两部电话，又增加两部，还是不够用的。五个工作人员日夜轮流值班，忙得不可开交。我除了开会，还要接见“造反派”。不论白天、晚上，一纠缠就是好几个小时，害得我的头疼病经常发作。我那时常感疲劳，火气也大，说话难免“出格”。周总理对我说：“你和他们打交道，要掌握八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后来接见群众组织，我就采取这种对策。

　　一月中旬，围绕批判和揪斗肖华问题，发生了“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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