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忆录(139)

一三九

　　为争取和平解放太原，华北军区派来副参谋长王世英等同志组成的工作组。王世英是山西洪洞县人，黄埔四期生，一九二五年入党，抗战初期曾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当处长，与阎锡山等人经常打交道。他在太原熟人很多，想利用旧关系潜入城内，找阎锡山谈判。这件事我们斟酌又斟酌，觉得阎锡山握有数万兵力，自恃太原有强固工事防守，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会不会同我们淡判，还是个大问号，王世英现在进去，风险太大。怎么办？想了个投石问路的办法。请出一位阎锡山的老师，年近八旬的老秀才，问他愿不愿意进城去见阎锡山，为民请命，拯救太原黎民百姓，免遭战火之灾。那位老秀才年事虽高，壮心不已，慨然允诺进城去见阎锡山。于是，便用我的名义写了封致阎锡山的信，由老秀才带上，进了太原。不久，我们获悉，阎锡山非但不听老师的劝告，反而连师生情谊也不顾，把老秀才给杀了！

　　西柏坡会议期间，毛主席又和我谈过争取和平解放太原的问题。他说：如果有这种可能性，就尽力争取，阎锡山如同意和平解决，你们请他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麻烦就少了。我说，恐怕不大容易，他连老师都给杀了，可见顽固得很。我们的立脚点放在打上，但也不放松争取工作、瓦解工作，尽量减少麻烦吧！毛主席完全同意。

　　此后，我们的争取瓦解工作，重点放在敌军官兵上。至东山战斗结束时，敌军先后向我投诚的，已达一万七千多人。

　　黄樵松部准备起义，是这一时期争取工作的突出成就，可惜被人出卖，使起义夭折。黄系敌整编第三十军军长，河南尉氏县人，原西北军的，西安事变期间在杨虎城部，拥护张、杨联共抗日的爱国主张，对我党有——定的了解。太原被围后，我们把原国民党起义将领高树勋调来前线，开展争取敌军的工作。高也是西北军的，与黄樵松熟识，写信劝他以太原三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重，顺应历史潮流，弃暗投明，率部起义。黄樵松经反复考虑，下决心起义。在东山战斗打响后，派其身边的中校参谋兼谍报队长王震宇，出城与我八纵队接洽，拟立即交出该部防守的东、北两城门，接应我军入城。

　　兵团前委研究了这件事，认为机不可失，阎锡山正忙于东山防御战，想不到“内脏”生变；如果三十军起义成功，里应外合，我军便可乘势拿下太原。于是责成胡耀邦带高树勋去八纵，与工新亭、张祖应该和黄樵松的代表商谈组织起义的问题。事后，胡耀邦同志来电话，自告奋勇，要去黄樵松部组织这次起义。我说：你是政治部主任，打仗需要你，那里面的情况还没搞确实，去不得呀，另外派个人去吧！结果，他们决定派八纵参谋处长晋夫和侦察参谋翟许友二同志，随三十军的联络人员进城。

　　晋夫同志是河南洛阳人，抗战初期入伍，历任指导员、教导员、参谋、参谋处长等职，能文能武，聪明精干，是王新亭、张祖谅他们的得力助手。然而不幸的是，这次起义被三十军二十七旅旅长戴炳南出卖。十一月二日，晋夫他们刚进城，就同黄樵松一起被捕，不久押送南京。黄樵松、晋夫凛然不屈，英勇就义于雨花台。翟许友是以警卫员的身份去的，被判处无期徒刑。太原解放后，戴炳南藏在一个亲戚家里，终于被我军搜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阎锡山经过“黄樵松事件”的震动，变本加厉，控制内部。东山失守后，他在太原城内开动特种宪警指挥处、警备司令部、宪兵司令部等镇压机器，大搞白色恐怖，凡有所谓“通匪”嫌疑者，一律捕杀；阵地官兵均打乱编制，互相监视，实行“连坐”，被俘过的官兵组成“雪耻奋斗团”，集中进行审查，并在臂上或额上刺以“剿灭共匪”等字样，以示“雪耻”决心；以梁化之为头子的庞大特务系统，触角伸向各个角落，监视“异动”，严刑逼供，滥杀无辜。阎锡山日暮途穷，妄图靠“霹雳”手段，巩固内部，垂死挣扎。

　　根据中央推迟攻打太原的要求和阎敌加强内部控制的状况，我军在进一步横扫敌外围据点，加强军事围困的同时，着重瓦解敌前线官兵，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

　　这是一场针锋相对、釜底抽新的政治战役。目的在于揭露、粉碎阎锡山的欺骗宣传和野蛮控制手段，首先促成敌人营垒的悲观失望，动摇分化，减少对我的仇视对抗情绪；进而使之离散倒戈，由零星的逃亡、投诚，直至小股、中股、大股的归降起艾。这场政治攻心战的规模之大，时间之久，方法之灵活，成效之显著，在晋冀鲁豫军区和兵团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为我军的战时政治工作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首先是加强组织领导。政治攻势也象军事攻势一样，必须自上而下，形成坚强的领导中枢，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统一步调，防止各自为政，乱放“枪炮”，事倍功半。为加强领导，从十一月中旬起，兵团成立对敌斗争委员会，由王世英、胡耀邦同志负责。各师成立政治攻势委员会，团营设政治攻势中心指导小组，连设政治攻势小组，在前委和各级党委领导下，专司政治攻心战的组织指导工作。这一组织系统的具体任务是：了解敌情，分析形势，研究敌军心理，及时提出对策；培训政治攻心骨干，总结和推广各部队的经验，不断提高斗争艺术、斗争水平。改进斗争方式，妥善安置投诚起义人员，严格遵行党的政策，检查和监督部队对俘虏政策、投诚起义人员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自下而上，建立严格的会议汇报制度，以便及时掌握—卜作动态，交流经验，保证政治攻势的顺利发展。

　　其次是强调针对性。诸葛亮说过：“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他的“七擒七纵”’就是典型的攻心战法。我军的历史经验证明，攻心战法的采用，一是要有军事上的有利形势，二是要有敌人营垒矛盾的加剧，三是要有正确的政策，四是要有强烈的针对性才能收到明显效果。当时，前三项不成问题，太原孤城被困，岌岌可危，敌军内部矛盾增加，惊恐失望，我们对投诚起义人员也有明确的政策规定。关键问题就在于宣传的针对性，即能不能打到敌军的心坎上去。敌军内部包括各部分、各层次的人，心理状态五花八门，复杂得很。有顽抗到底的，有侥幸图存的，有悲观动摇的，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有厌战想家的，有怕投诚后被共产党杀头的，等等。一般说来，下层军官和土兵，多为受愚弄、受控制、受奴役的对象，离心倾向大些，不愿为阎锡山卖命，是我军瓦解工作的重点所在。兵团对敌斗争委员会和政治机关，强调抓住重点，有的放矢，开展攻心战。宣传内容着重揭露敌人的谣言和欺骗宣传，讲形势，讲政策，讲出路，号召阎军官兵离队返乡或投诚起义。

　　例如，对抱有幻想和侥幸心理的人，说明天下大势：“阎匪快要完蛋，妄想多活几天。又吹美国出兵，又吹世：界大战，欺骗你们官兵，替他苟延残喘。当今天—卜大势，民主力量占先，苏联东欧中国，力量强大无边，帝国主义势力，正如日落西山，美帝纸糊老虎，其实外强中干，本身困难重重：不敢发动大战……天下大势如此，再要糊涂完蛋。”对被抓去的新兵，鼓动他们回家平分土地：“晋中各县，土地平分，阎军官兵，家中照分，男女老少，每人一份，快逃回家，参加平分。”对外来的胡宗南第三十军，则指出：“胡宗南，恐慌在西安。蒋介石，准备逃台湾。太原城，很快被攻占。三十军，你们怎么办？”对前沿阵地的士兵，鼓励其拖枪来降：“放哨看地形，打柴看路线，知心朋友商量好，看准机会一起跑。白天过来用记号，黑夜过来高声叫，解放军大力掩护你，不怕误会跑不了，带上子弹和步枪，谁敢追赶打他娘！”这类宣传品，简明易懂，针对性强，不少敌军士兵，能背诵三种以上，可见影响之大。战役期间，我军根据不同情况、不同对象，先后印发宣传品四十余种，五十多万份，起到瓦解敌军的有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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