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忆录(119)

一一九

　　陕甘宁边区，地瘠、人稀、民穷，总人口仅一百四十万。多数县城，人口不足五百户，老百姓穷得叮当响。住上一大堆脱产的部队、机关、学校，吃穿用都是问题。抗战以来，大量难民涌来根据地，增加了我们的负担，两次反共摩擦，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对付我们。结果，弄得边区部队和地方机关几乎没有衣穿，没有饭吃，困难得很。陕甘宁边区的群众为了抗日，勒紧肚皮，节衣缩食，供应部队和机关，贡献很大。但是，十个指头不一般齐，群众也有先进、中间、落后之分。有些人对长期负担过重，牢骚不满，说：八路军好是好，就是老百姓吃不饱。坏分子乘机造谣破坏。有些地方，政府与群众、军队与群众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可见，精兵简政，势在必行，意义非同小可。

　　联防司令部的精简整编，主要抓了四个环节。一是深入教育，统一思想。重点教育干部，尤其是团以上干部。干部的认识提高，思想打通，就好办。当时在一些同志中，总想多搞人、多搞枪。可是，边区的人力、物力、财力能否承受得了，却不考虑。我们召开干部会议，讲形势，讲任务，讲边区的实际状况，讲精兵简政的意义，通过反复讨论，统一思想认识，克服阻力。二是裁并领导机构，紧缩机关，充实连队，改变头重脚轻的现象。将留守兵团与保安司令部合并；各独立团队合编为旅，原有旅及新编旅各保持一至二个主力团（甲种团），其余编成小团（乙种或丙种团）。联防司令部直辖陕甘边区和晋绥部队五个旅，十六个团。三是妥善处理编余人员。精简下来的干部，一部分送学校培养，一部分转到生产部门，参加工农业生产。年大体弱或其他不宜留队的人员，发给路费，复员回乡。经过这次整编，陕甘宁边区的部队素质有所提高，基本上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毛泽东选集》第八九七页）

　　整编后的部队建制如下：

　　联防司令部：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副司令员徐向前、肖劲光，副政治委员高岗、林枫、谭政（兼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张经武，政治部副主任傅钟、甘泗淇。辖陕甘宁留守兵团及晋绥军区。

　　（一）陕甘宁留守兵团（只保留番号，领导机构即联防司令部）：

　　第三八五旅兼陇东军分区：司令员王维舟，政治委员马文瑞，副司令员耿飙，副政治委员甘渭汉。

　　第三五九旅兼绥德军分区：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张邦英，副司令员苏进，副政治委员王恩茂。

　　警备第一旅兼关中军分区：司令员文年生，政治委员阎红彦，副司令员汪锋、张仲良，副政治委员晏福生。

　　警备第三旅兼三边军分区：司令员贺晋年，政治委员罗志敏。

　　新编第四旅：旅长王近山，政治委员徐立清，副旅长程悦长，副政治委员黄振堂。

　　（二）晋绥军区：

　　司令员贺龙（兼），政治委员关向应（兼），副司令员续范亭，副政治委员林枫，参谋长周土第，副参谋长陈漫远，政治部主任甘泗淇。

　　第二军分区（独二旅兼）：司令员许光达，政治委员张平化，副政治委员廖汉生。

　　第三军分区（三五八旅兼）：司令员张宗逊，政治委员李井泉，副司令员贺炳炎，副政治委员白坚。

　　第四军分区（独一旅兼）：司令员高土一，政治委员朱辉照，副司令员王尚荣，副政治委员冼恒汉。

　　第五军分区：司令员郭鹏，政治委员胡全。

　　第六军分区（决死第四纵队兼）：司令员雷任民，副司令员孙超群，政治委员刘文珍。

　　第八军分区（决死二纵队兼）：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贵波，参谋长张希钦，政治部主任李曙森。

　　直属军分区：司令员陈漫远（兼）。

　　河防司令部：司令员杨嘉瑞，政治委员武开章。

　　抗大七分校：校长周士第（兼），政治委员徐文烈。

　　第二项工作是制定军事防御计划。

　　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国民党兵力，共四十万人。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为主力，有三十万人；其余是些杂牌军。他们日常对付边区的办法，一是军事包围，二是经济封锁，三是派遣特务进行破坏活动。四月间，蒋介石扬言要来西北巡视，胡宗南部沿平凉至西安大肆筑碉，实际上是进行军事部署，伺机进攻我边区根据地。朱德总司令和叶剑英同志找我去研究防御部署，布置任务，要我去看看地形，准备应付胡宗南的进攻。我便和王震同志一道，去南边勘察地形，返延安后，向叶剑英同志汇报。根据中央决定，将驻绥德的王震旅部及一个团南调3不久，又从一二九师调来一个小旅（新六旅），我还去讲了次话。同时，加强晋西北河防部队，保证控制黄河渡口，使晋绥军区的主力部队，随时能够开赴河西，保卫边区。地方武装和自卫军的训练亦大大加强，以便随时准备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第三项工作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

　　边区的财政经济异常困难，出路何在？毛主席曾经说过：要么饿死，要么解散，要么自己动手，发展生产。为这件事，毛主席专门找我去谈过一次，要我集中精力，抓好留守兵团的生产，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努力减轻人民负担，反对竭泽而渔，诛求无已。我说：搞生产我是外行，尽力而为吧！他说：你找张令彬；叫他协助你。

　　留守兵团从事生产，始自一九三八年秋。办合作社，种菜，开磨坊，养羊，养猪，磨豆腐，生豆芽，打毛衣、毛袜、手套等，当时还不是“自给自足”的性质，仅仅是为了适当改善生活。一九三九年开始垦荒种粮，共耕种土地二万五千余亩，收粮食二千五百九十担。一九四〇年又提出“自给一个半月粮食”的任务，垦荒二万多亩，并发展了打盐、挖药材、伐树等经营项目。其中，以驻南泥湾的三五九旅生产成绩最为突出。

　　为了进一步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在整编中加强了生产领导工作。各旅均成立生产委员会，机关设生产科，负责制定生产计划，组织领导生产，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研究与改进生产技术。建立和健全各种制度，如生产归公制度、供给标准制度、会计制度、奖惩制度、分工（农、工、商）制度、检查制度等。厉行节约，严禁铺张浪费和贪污。口号是：“自己动手，自给自足”、“长期打算，建家立业”、“发展部队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全兵团以三五九旅为榜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生产热潮。从中央领导起，带头生产。毛主席有块自耕地，种了些蔬菜、辣椒之类的。朱总司令除了种田，种菜外，经常背起粪筐，拾粪积肥。周恩来、任弼时是著名的纺线能手。贺龙和我也都分了一块自耕地，种大白菜。那年，我们吃上自己动手种的西红柿、大白菜，可高兴啦。抗战以来，西北地区盐巴奇缺，价格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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