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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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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人民的红军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它拥护无产阶级的总路线,并且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而行动。二、红军来自农民和工人群众,而且有一部分来自白军的革命士兵和军官,他们起来反对白军的最高指挥部。三、红军有严格的纪律和组织。四、红军有阶级觉悟:它的指挥员和战斗员有自我牺牲精神和斗争到底的精神。我们绝对相信,最后胜利是属于他们的。五、因为红军代表群众的利益,所以它得到群众的支持,并且能够继续得到群众的支持。六、红军是中国彻底拯救民族和社会的最忠诚的力量,它决心把这个使命坚持到底。七、红军在斗争的过程中,有改正任何错误的自我批评精神。因此,根据它的参谋人员的丰富的集体经验,各人都有机会表现和发展自己的创造能力。八、红军坚持真正的中国革命传统精神,并保持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 那时,世界范围的法西斯侵略势力嚣张万分,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红军力量不仅在长征中受到严重削弱,而且形象亦被各国反动派丑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种情势下,海伦·斯诺女士和斯诺先生不畏艰难险阻,万里迢迢来延安采访,向世界人民介绍红军的真相,传播我们的声音,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她和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七月七日,芦沟桥的炮声响了!面对日军的悍然进犯,国民党爱国军人奋起抵抗。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英勇抗战的开始。 芦沟桥事变的消息,闪电般地传向四面八方。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要求抗日的呼声,如怒潮汹涌。八日,我党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军民筑成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长城,抗击日本侵略者。同时,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代表全体红军将士,致电蒋介石及宋哲元、冯治安、张治中等,声援国民党第二十九军抗击日寇的正义爱国行动,表达红军力主抗战、请缨杀敌的决心。接着,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紧急动员大会,党政军负责同志及备界群众参加。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及全体红军将士,沉着地做好一切抗战准备,以便随时开赴抗日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会场上群情激愤,振臂如林,高呼“坚决支援二十九军抗战”、“到抗日前线去”、“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流尽最后一滴血,抗战到底”等口号,表达了四亿五千万同胞的共同心声。会后,党中央立即派出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组成的代表团,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阐明我党反对对日妥协,坚持全面抗战的严正立场。 在我党与各界爱国力量的推动下,蒋介石终于迈出了“准备应战”的一步。八月初,他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我党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出席,再次就红军改编、国共合作、对日作战方针等问题同国民党谈判。南京那边在加紧协商,陕北这边就积极进行改编和出师抗日的准备工作。这时,天津、北平已相继沦陷,日寇正集中其在华北的主力,向南口、居庸关疯狂进攻。为配合华北作战,牵制国民党主力,八月十三日,敌又向松沪地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日本侵略者企图速战速决,长驱直入,短期内灭亡中国。 南京的主战派占了上风,国民党政府宣布“自卫”:决定将全国划分为四个战区,对日作战。同意我党提出的国共合作宣言,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立即开赴第二战区晋绥前线作战。但是,蒋介石灭共之心不死,仍在暗地玩弄削弱、瓦解、消灭红军力量的鬼把戏。一是不想公开发表国共合作宣言,亦即不愿正式承认我党和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以便随时加以取缔。二是企图将红军全部开赴抗日前线,担负正面作战任务,“借刀杀人”,假手日军消灭我们。三是令红军分路出动,使之力量分散后,不得不受制于国民党军队,若不服从,即可任意收拾。 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洛川会议。 洛川县城在延安以南约九十公里处。我于八月十三日动身,十四日抵洛川,住在城关,等待开会。有天上街,正巧碰到陈昌浩同志。他穿着一身便衣,见到我很热情、激动,问长问短。他说,在大马营与我分手后,本想住几天再回陕北,但害了场大病,只好留在那位行医的老乡家里治疗。病愈后老乡送他去汉阳老家住了段时间,现在是刚回来。我说,党中央很关心你,到处打听你的下落,可就是音讯全无。现在回来就好了。我俩这次见面分手后,直至全国解放,才又在北京见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我国解放战争期间,他在苏联,据说常和马林科夫联系,还主编了一本俄华字典。全国解放后回国,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后调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任副局长,“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致死。昌浩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积极奋斗的一生,对党和人民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他对敌斗争坚决勇敢,才思敏捷,雷厉风行,俄文翻译水平相当高。他是六届四中全会和主明一伙一块上台的,贯彻过教条主义的东西,并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但那时年青幼稚,属于好人犯错误。他为此很痛心,经常作自我批评。对他的一生,党中央在悼词中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洛川会议于八月二十二日召开,二十五日结束,会址在洛川城外的冯家村。这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博古、关向应、凯丰、张国焘、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徐向前、张浩、林彪、聂荣臻、肖劲光、罗瑞卿、李富春、林伯渠、徐海东、周建屏,共二十二人。会议议程有三项:(一)政治任务问题;(二)军事问题;(三)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后两项议程,涉及党和红军的战略方针及行动部署,讨论很热烈,是主要议题。 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强调在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下,我党一方面要团结国民党、中央军及地方实力派,积极推动他们拥蒋抗日;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我党的独立性,以免被蒋介石吃掉,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覆辙。鉴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艰苦性,以及蒋介石企图驱使红军开赴前线充当炮灰的险恶用心,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因为没有独立自主,就会失去党对红军的领导权、指挥权,前途可想而知;不是着重于山地,红军便没有可靠的依托和周旋余地,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术特长,发展壮大自己;离开了游击战为主的作战形式,以几万红军去同几十万日军硬拼,那就等于送上门去被敌人消灭,这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有人主张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红军兵力全部出动,开上去多打几个漂亮仗。毛泽东同志认为,根据现时的敌情我力,还不能那样干,他主张只出动三分之二的兵力,留下三分之一,保卫陕甘根据地,防止国民党搞名堂。这些基本思想,表现出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 我和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提纲(其中包括“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还组成了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为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毛泽东、叶剑英、周恩来等人。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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