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忆录(96)

九六

　　在这里，生存就是战斗，战斗就是生存。指战员的智慧、勇气、力量发挥到最大限度，为了胜利，为了红军，为了人民。二六三团一个连，坚守前沿阵地，打退敌人的多次猛攻，最后只剩下九个人，阵地依然在手。二六五团团长邹丰明，负伤后仍手舞大刀，率部酣战，杀得敌军纷纷倒地。有些指战员当手中武器被毁后，赤手空拳，与敌扭成一团，咬掉敌人耳朵，扼住敌人喉咙，拔掉敌人胡子。夜晚，敌人龟缩回去，我军即组织小部队去袭扰、疲惫敌人。三十军一个排，夜袭雷家屯成功，全歼守敌一个排，焚毁敌军火二十四车，染红了半边天。倪家营子苦战的日日夜夜，显示了西路军攻如猛虎、守如泰山、以一当百、凛然不屈的顽强战斗意志和战斗作风。在红军战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敌人有补充，有后备力量，攻势不是减弱，而是不断加强。我们与敌相反，孤军血战，有耗无补，勉力支撑，处境越来越艰险。二月中旬，党中央为避免加剧西安地区的危急局势，争取与蒋介石达成和平谈判协议，电令我军放弃东进计划，依靠自身力量，就地坚持，粉碎马家军的进攻，适时完成西进任务。我们提出，二马与我拼战不止，系蒋介石暗中指使所致。如上级不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打击二马实力，则西路军难以完成西进任务。在现地坚持一段时间后，只好东出青海大通、西宁一带活动，解决部队的补充问题，伺机再图发展。中央书记处复示：同意西路军春暖前在临泽一带寻机破敌，争取春暖后向肃州、安西行动。“依据你们自己与当前敌人力量对比的情况，依据国内与西北的环境，如果蒋介石不能或不愿停止二马向你们进攻，又不愿主力红军派兵向你们增援，则你们唯一的方针，是调动敌人，寻求机会逐渐削弱之与各个击破之。”

　　中央不同意西路军东出青海大通的意见，并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是与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南下期间，我们的确犯了错误，欠了账。把西路军的行动方向与过去的“政治错误”联到一起，谁还能动弹？！陈昌浩的压力尤大。他曾是“国焘路线”的积极支持者，现时又身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重任。一抓过去的辫子，他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只好唯命是从。

　　我思想上当然也有顾虑，但是，摆脱眼前危险处境的想法，毕竟压倒了一切。我建议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行动方针，陈昌浩同意。会上，我讲了西路军当前面临的严重不利形势，以及中央不能派兵来援的情况，提出了自救东返的主张。大家一致赞成，唯陈昌浩显得心事重重，迟疑不决。二月二十一日，我们从倪家营子突围而出，急速向西洞堡、龙首堡一带转移。马步芳骑兵旅和宪兵团各一，尾追不舍，被我三十军杀“回马枪”，击溃骑兵旅，全歼宪兵团，共缴枪一千二百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这一仗打得不错，全军异常高兴。

　　东进没有中央的命令，陈昌浩本来就有顾虑。他见部队打了胜仗，得到补充，便提出要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我听了大吃一惊，说：昌浩同志，你还有什么力量回去建立根据地嘛！我们好不容易突围出来，回去不是自寻灭亡吗？但是，他头上有个“紧箍咒”，不顾实际情况，坚持要回去。我和他吵了一顿，没有结果。这时，中央来电：“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陈昌浩又一次占了上风，证明他是马克思主义，我是“右倾机会主义”。他在军政委员会上，极力夸张西洞堡战斗胜利的伟大意义，说了些“形势大好”、“打回倪家营子”、“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固守五十天待援”、“反对右倾逃跑”一类的话。

　　那种气氛下面，谁还能唱反调呀！我憋着一肚子气，在会上没有发言。会议作出了重返倪家营子的决定，这就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后来，陈昌浩回延安向中央写的报告里说：“西路军领导干部中在到永昌时期及甘州地区，还有个别反对中央路线，坚持自己过去错误路线的表示。我当时虽然当面反对这样同志，企图在军政委员会中开展斗争，结果仍是顾虑威信未得实现。”这段话，指的就是我们之间的两次争论。陈昌浩不懂得，一个独挡一面的高级干部，执行上级指示必须从实际出发，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尤其是在远离中央、形势危急的情况下！不管客观实际如何，“照葫芦画瓢”，机械地、盲目地执行上级指示，非坏事不可。

　　部队确实好，军令如山倒。让向东就向东，让向西就向西。条件那么艰苦，战局那么危险，没有人开小差，没有人怨天尤人。二月二十六日，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再次陷入敌人的重兵围攻中。部队经过几个月的消耗，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要想在绝境中求胜利，显然是不可能的了。

　　§兵败祁连山

　　我军重返倪家营子的第二天，马家军的围攻又开始了。因这里已被敌人洗劫一空，许多屯庄的围墙、房屋仅剩断垣残壁，给我军防御造成极大困难，部队的伤亡越来越重。经七昼夜血战，待援无望，军政委员会一致决定再次突围，沿祁连山向东转移。

　　我们不断向党中央告急，请求速派援兵支援西路军。但这时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已进入“拍板”阶段，和平协议，即将达成。一着不慎，就会给蒋介石以借口，破坏和谈，挑起内战，危及全民族的生存。所以，对于救援西路军一事，党中央左右为难，总是尽力争取通过谈判途径得到解决，万不得巳时方可诉诸武力。鉴于西路军已面临覆灭危险，党中央除紧急指示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等同志，强烈要求蒋介石令二马停止军事进攻外，三月二十七日决定组成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准备增援西路军。

　　中央指出，增援西路军极为迫切，但必须服从两条原则：（一）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动时，由周恩来即告知蒋介石的谈判代表顾祝同，请其谅解。如蒋介石令二马停战，援西军即中道停止，将部队位于西峰、镇原、固原地区。（二）不使增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方面的谅解而我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附近的一段，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增援军不可西进过远，以免造成更大困难。由此可见，援西军的组成，带有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的性质，它的行动，以不影响和谈大局为限。据说那时有入主张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出兵临夏，西宁，吸引马步芳主力回援，以解西路军之危。中央也曾考虑过，但因受和谈问题的牵制，未能实现。三月五日，军委命令援西军从淳化、三原出动，向镇原方向开进。但这时，远在三、四千里之外的我军，已经战斗到弹尽粮绝、精疲力竭的地步。援西军出动，远水解不了近渴，西路军败局已定，大势去矣！

　　我们从倪家营子再次突围而出，进至临泽以南的三道流沟地区，又被大批追敌包围。援西军出动的消息，鼓舞我军与敌拼杀，力挽狂澜。血战五昼夜，被迫于十一日夜间突围，沿祁连山边的戈壁滩进入梨园口，准备向山里转移。梨园口是入山的口子，三面环山，中间有些民房。部队刚到那里，敌骑兵即跟踪而来。祁连山的山头，一般坡度较大，不象四川的高山，一壁千刃，险不可攀。敌人的战马，一个冲锋就能跑到山顶，上山下山，如履平地。我九军为掩护三十军展开，拼命与敌争夺梨园口两侧的山头。指战员杀红了眼，光着膀子，拿着大刀，和敌骑兵肉搏。不到半日，我九军仅剩的两个团约千余人，绝大部分拼光。军政委陈海松、二十五师政委杨朝礼等一些领导干部，均壮烈牺牲。伺后，敌倾其全力向我三十军阵地压迫。为掩护总部机关和伤病人员安全向山里转移，三十军指战员前仆后继，顽强与敌搏击。梨园口内，战马嘶鸣，白刃交加，血肉横飞，战况极为惨烈。当天，我二六四团全部拼光，二六三团也大部损失。

　　十二日，中央电示：为保存现有力量，西路军一是冲向蒙古边境，一是就地分散游击。我们率西路军仅剩的三千余人，边打边撤，十三日进入山里的康龙寺地区。翌日，敌追兵又至。我担任掩护任务的二六五团和二六七团，与敌血战一场，又遭重大损失。我总供给部长郑义斋、八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张卿云，不幸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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