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忆录(49)

四九

　　接下去是乘胜扩张战果，猛烈追击。田军左纵队遭此沉重打击，全线崩溃。孙震率左纵队残部夺路而逃，中、右纵队慌忙回窜。川军素有“川老鼠”之称，溃败时不仅逃得快，而且要花招。官兵往往把枪枝、弹药、辎重、衣物、银元等，沿路丢弃，让对方去拣，以便自己争取时间逃命。这次，敌人如法炮制，又玩起了边跑边丢东西的把戏。我们命令各部队一律不许打扫战场，只管猛打穷追敌人。川军从未见过如此凶猛的追击战术，愈加溃不成军。我率七十三师、十一师向南江方向追击。部队只顾跑路，饭也顾不上吃。快到南江附近时，一气翻了座四十里的大山，下山后我头疼得厉害，两手抱着脑袋，坐在个院子里，话都说不出来，第二天才好些。前面的部队运动不得法，没截住刘汉雄部，给他们跑掉了。眼看到手的一块肥肉没吃上，真令人遗憾。这次追击，有六千多敌官兵，当了俘虏。我们有个炊事员，一人就俘敌五十余人。

　　田颂尧见全军溃败，赶忙抽调后方留守部队五个团，进至三江坝、长池一线，进行援应。我军乃乘胜向该敌发起猛攻。六月十日，七十三师二一七团两个连，夜袭险要据点华盖山，仅以轻伤两名的代价，即歼敌五百余人。十二日，三江坝守敌一个旅掉头溃逃，七十三师追至旺苍坝地区，将该旅大部消灭。在此同时，我十一师经官路口、长池、木门向苍溪进逼；十二师一路南向江口，一路东趋仪陇；十师亦从竹峪关南进到镇龙关地区。从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我军连克南江、通江、巴中、江口等地，前锋逼进仪陇、广元、苍溪县城，胜利结束了反三路围攻战役。

　　这次战役历时四个月，我军共歼敌二万四千余人，缴长短枪八千余支，机枪二百余挺，迫击炮五十余门。田颂尧多年惨淡经营起来的实力，被搞掉三分之一。这位败军首领的川陕“剿匪”督办头衔，亦被蒋介石一纸命令罢免。他痛心疾首，气急败坏，一面下令“各县官绅民众戒除宴乐，以示哀悼”；一面大骂其他军阀隔岸观火，坐视不救，声言：“共产党如果再追来，我连保宁（阆中）都放弃，让大家都过不成清静日子！”原想出兵捞点油水的杨森，见势不妙，赶忙派人和红军联络，想稳住我军，保住自己的地盘。刘湘集团内部，则爆发了“先剿赤还是先安川”的争论。反三路围攻的胜利，进一步加深了四川军阀之间的矛盾。

　　战争是熔炉，是学校。四个月的反围攻斗争，大大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和胜利信心。战争中，许多翻身群众热烈响应党和红军的号召，纷纷参军、参战，运送物资，捉敌探，抓俘虏，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增强了抗敌本领。那些被田军重新占领过的地区，普遍遭受洗劫、蹂躏，景象凄惨，疮痍满目。土豪劣绅的反攻倒算，十分残酷，不少人被砍头、活埋、烧死或毒打致残。巴中县有户雇农，一家七口，全被杀光。目睹血淋淋的事实，更加激发了群众对敌人的仇恨和对红军的热爱。原先，一部分人有这样的顾虑：“‘鄂尔款’能打败田冬瓜吗？”“红军好是好，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站住脚？”“穷人的好日子，长久得了吗？”有的不敢公开和地主翻脸，分得了土地，暗地里仍向地主交租；有的对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宣传，半信半疑，抱观望态度；有的对混进红色政权为非作歹的坏分子，明明知情，也不敢揭发报告。他们主要是怕变天，怕军阀地主卷土重来，反攻倒算。经过反三路围攻，他们确信红军不会走了，田颂尧、杨森、刘存厚快垮杆了，通南巴确实是“精巴子”的天下了。因而，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通南巴的广大群众，经过反三路围攻的锻炼，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一些农民在高山深谷中发现窝藏的地主、反动分子或散兵游勇，都捆起来送政府惩办；主动向政府揭发某些基层干部包庇地主、隐瞒土地、循私舞弊、打击报复等不法行为；踊跃缴纳公粮，积极参加红军；等等。不论老区、新区的根据地建设，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以通南巴为中心，包括苍溪、广元、仪陇、万源等一部新区的川陕革命根据地，面积达三万平方公里，人口逾二百万，进入了一个巩固和发展的新时期。

　　这次战役，是在广泛发动群众，初步奠定根据地工作基础上进行的。有红军的英勇作战，有地方武装的积极配合，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保证了战役的胜利发展。除此之外，导致胜利的一个根本原因，则是战略方针适应了新情况。

　　反三路围攻，我们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而不是消极防御。收紧阵地呀，节节抗击呀，待机反攻呀，重点突破呀。就是以有利的地形，少数的兵力，劣势的装备，与优势的进攻敌人“磨蹭”，经过一个逐步消耗敌人的阶段，使他们战线拉长，孤军深入，疲惫不堪，难乎为继、而后我实施总反攻，把敌人一下子打垮。这与鄂豫皖时期截然不同了。鄂豫皖时期，先是小规模的分散游击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袭敌拢敌。后来红军发展壮大起来，发展为大规模的运动战，声东击西，“飘忽”制敌，搞远距离的奔袭、奇袭，搞野战，搞围点打援。这个时候，则是采取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打法，搞收紧阵地这一套啦。这是利用了川北南低北高、山险路隘的特殊地形，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适应了新情况。

　　收紧阵地是为了待机反攻，与敌决战。因之，逐步收紧阵地与向心退却的过程，也就是为最后的反攻决战积极创造条件的过程。收紧阵地必须达到消耗敌人、骄纵敌人的要求。前者是为了造成敌人的不断疲惫和减员，后者是为了造成敌人的严重错觉和失误。具备了这两条，敌优我劣、敌攻我守、敌居主动地位我居被动地位的局面，便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反攻决战的时机，才能到来。反三路围攻的前三个月，我们一方面节节抗击，先后消灭敌人上万，有力地消耗和疲惫了敌人，大大增加了敌军内部的矛盾和困难；另一方面节节后退，陆续放弃南江、巴中、通江县城，使敌人不断尝到进攻的“甜头”，误以为红军畏敌怯战，软弱可欺，不堪一击。因此，敌左纵队才敢孤军深入，冒险突进，陷于进退失据、疲劳沮丧的绝境。一旦我军发起反攻，他们便不战自乱，一败涂地。这绝不是偶然的。

　　战略退却的终点，选在根据地的后部，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的根据地不大，没有广阔的回旋余地。我们的根据地是新区，尚不具备军民一体从四面八方袭敌扰敌的条件。我们的兵力有限，必须最大限度地保存和集中。我们的敌人兵力众多，来势凶猛，占绝对优势地位。我们的作战地势是南低北高，利守难攻，愈往大巴山靠近，地形愈险要。我们的作战方针是逐步收紧阵地，节节消耗敌人，待机举行反攻。所有这一切，都规定了战略退却的终点，不宜选在根据地的前部、中部，而应选在根据地的后部。一般情况下，反攻决战的文章，也必须从根据地的后部做起。这一点不仅为反三路围攻的胜利实践证明，而且也为后来反六路围攻的实践所证明。

　　逐步收紧阵地和从根据地后部发起反攻的战法，在兵力的分散和集中方面，有它的特点。一般说来，高度的集中兵力，是弱军对付强军的最有效的手段。往往敌人的进攻一开始，指挥员首先就要集中主力在手，避其锋芒，择其弱点，待机破敌。鄂豫皖时期的历次反“围剿”，无不如此（第四次反“围剿”虽招致失败，但也是起首就集中了兵力的）。然而，川陕边却恰恰相反，首先不是集中兵力，形成拳头，而是“分兵把口”，节节御敌。从局部上、一个防御方向上看，兵力相对集中；从全局上、整个防御战线上看，兵力则相对分散。我们只有四个师的兵力，要从三面抗击优势敌人的进攻，达到逐步消耗和疲劳敌人的目的，不分散行吗？是不行的。这种必要的分散，适应了川北的地形条件，正是收紧阵地这一作战方针不可缺少的一环，是集中兵力实施反攻决战的前提条件。反三路围攻的战役全过程表明，我军的阵地是逐步收缩的，兵力也是逐步集中的。前三个作战阶段，各师“分兵把口”，独挡一面，零敲碎打，机动歼敌；主力的高度集中，则实现于作战第四阶段，即空山坝决战的前夜。如果没有前面的分兵防御，也就没有后面的集中反攻。在川陕边的特定地形条件下作战，兵力分散和集中之间的关系上，呈现出的这种特殊性，证明了革命战争进程中矛盾形态的多样性、复杂性。

　　逐步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容易给我们带来诸多困难。如群众暂时不理解，士气受影响，持久同敌人作战，自身的疲劳和消耗增长，回旋余地狭小，物资供应缺乏等。指挥员要有极大的耐力，依靠坚强的政治工作，群策群力，去战胜这些困难。不管打什么仗，困难总是有的。坚韧不拔，熬过难关，就是胜利。

　　古往今来，没有一成不变的战略战术。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都是同当时当地的战场实际相结合，是从战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指导战争，驾驭战争，一刻也不容忽视地形、民情、敌情、我力，不能离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

　　我以为，这就是反三路围攻经验的主要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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