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忆录(14)

一四

　　红三十一师号称四个团，其实是四个队，不足一营的兵力。一队队长晏仲平，党代表王树声；二队队长廖荣坤，党代表江竹溪（后为桂步蟾）；三队队长倪志亮，党代表吴先筹（后为江竹溪）；四队队长林柱中，党代表江子英。我来后不久，又成立了第五队，队长吴心信，党代表郑行瑞。队干部中，只有倪志亮是中央派来的。他是北京人，黄埔四期毕业生。李济琛“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他被关进监狱，广州起义时才放出来。一九二八年底，由党中央派到鄂豫边区工作。

　　干部和队员都很年青，二十岁上下，生龙活虎。每队五、六十人，四、五十条枪，最好的枪为汉阳造，有从武汉买来的，有从敌人手里缴获的。部队陆续扩大，新兵没枪，就拿大刀、长矛。青年参加红军很积极，你不叫他参军可不行。枪支不够，拿起大刀、长矛一样当红军。有些红小鬼打仗真勇敢，不懂战术，不会战斗动作，但不怕死。冲锋在前，拼命去夺敌人的枪，缴到一支枪，眉飞色舞，可高兴啦。

　　新来乍到的我，人生地不熟。我说话人家不懂，人家说话我也不大懂，得靠戴克敏“翻译”。外来干部，要取得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有个过程。回想起来，我那时能够站得住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能带着部队打仗。我在黄埔军校，学了些军事知识，在海陆丰作战，积累了些游击战的经验，有用处。带着大家打游击，不断取得胜利，没吃过大亏。另一条，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指手划脚，评头品足。我虽是副司令，但不是特委委员。特委开会很少参加，有时讨论军事问题才叫我去。特委的决定、指示，一般由参谋长曹学楷告诉我，他是特委的常委委员。他们分配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叫带兵打仗就打仗；司令部的业务工作没人管，叫我管也行。工作中出了问题，主动承担责任，不埋怨别人。搞一段时间后，人家看你这人还行，能带部队打仗，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没有什么官架子、特殊化，慢慢地就信任你了。取得了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才能立住脚，说话主动，开展局面。威信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而不是吹起来的。“钦差大臣满天飞”，就要坏事。自以为是从党中央来的，下车伊始，这也批评，那也指责，说老实话，谁都不欢迎。尤其是一个军事指挥员，如果不能带兵打仗，又到处哇啦哇啦地评头品足，谁个服你，哪来的威信！不仅过去是这样，现在也不例外。

　　§粉碎三次“会剿”

　　我到鄂豫边不久，就遇到敌人的连续三次“会剿”。

　　第一次“会剿”，是一九二九年六月底。叫“罗李会剿”。

　　这时，蒋桂军阀混战已结束，蒋介石取代了桂系在湖北、河南南部的统治，迫不及待，发动“会剿”，要消灭我们。敌“会剿”的主力是罗霖独立第四师的两个团，由黄陂、黄安出发，向北进犯；驻潢川、光山的李克邦暂编第二旅的一个营及光山反动民团红枪会五、六千人，向南进犯；驻麻城的夏斗寅十三师补充团和黄土岗一带地主武装，也出动配合，全力压向我根据地的腹心地带七里、紫云地区。

　　特委事先没有得悉敌人“会剿”的情报，仓促应战，有点乱套。红三十一师正分散在各处游击，在我身边的只有两个队，一百多人枪。面对长趋直入的优势敌人，我们不能硬顶，就撤离七里、紫云地区，和敌人兜圈子。根据地的十多万群众纷纷“跑反”，漫山遍野，扶老携幼，一片混乱的景象。我们转到来家河，打了第一仗。没想到敌人一打机枪，游击队都跑散了。这次我们虽未受损失，但说明队伍缺乏严格的战场纪律和过硬作风，遇上战斗力较强的国民党正规军，有怯战心理。

　　第二仗想办法拣弱敌打。北面的李克邦部是土匪队伍，外加红枪会数千人，已进占柴山堡、白沙关地区。经特委同意，我们决定向这股敌人进攻。七月初，我三十一师两个队在大批手持土枪、长矛的群众配合下，扑向白沙关之敌。经连续五战，毙李克邦部营长以下百余人，捉住了红枪会头子戴五爷，把红枪会基本上打垮了。胜利后我们在白沙关召开了万人大会，镇压了戴五爷等一批恶霸和红枪会的反动头目，大快人心。从此以后，柴山堡那块根据地，才算巩固起来。你不能小看这类土匪队伍、反动武装。他们在地主掌握下，专门和红军作对。平时，在根据地周围捣乱；白军攻来，又积极配合，进到根据地大烧大杀大抢，无恶不作，给我们造成极大困难。当时，粉碎地主下属反动统治及其武装，对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

　　罗霖部见李克邦吃了亏，又不断受到游击队和群众的袭扰，呆不下去，很快就退走了。不到半个月，“罗李会剿”即宣告失败。

　　第二次是“鄂豫会剿”，在八、九月间。蒋介石令刘峙组织鄂、豫两省的一部兵力，加上反动民团，对我豫东南和鄂豫边两块根据地，同时发起进击。

　　我们还是采取与敌周旋、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十多天后，豫东南的红三十二师决定暂时撤出根据地，向光山、麻城一带转移。我们在内线和敌人周旋，抓住机会打一下。经白沙关、鹅公山、磨角楼几仗，搞掉敌人一百多，包括第一次全歼敌一个整排。国民党的正规军不象红枪会那些乌合之众，按我们那时的装备，一仗搞掉敌人一个排，就是辉煌的战果，对士气鼓舞很大。

　　内线继续作战不利，我们又跳到外线，向麻城北部转移，调动敌人。到了八字门，同红三十二师会合，我第一次见到了周维炯、肖方等同志。周维炯是丁家埠暴动和豫东南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打仗很勇敢，但有点骄傲，看上去象个白面书生。三十二师在豫东南活动期间，同鄂东北特委的关系一度搞得很僵，甚至把特委派去的徐思庶（子清）和徐其虚枪毙了。特委又派吴光浩同志去，半路上遇敌牺牲（后中央特派员郭述申同志去调查处理枪毙二徐的事，也差点被杀掉，有人给郭述申报了信，他连夜跑了，才免于难）。具体原因不清楚，后来听说是有坏人挑拨。

　　这次两个师会合后，鄂东北特委采取了团结红三十二师的方针，不提往事，对他们热情关照。我们还拨了些枪支和子弹给他们。主要是子弹，因三十一师靠近武汉，能通过内线关系从那边买。当然，以前发生过枪杀特委委员的事，我们也有顾虑，晚上睡觉枕着枪，以防意外。两个师在那一带同敌人打了一仗，他们打一面，我们打一面，配合得不错。战斗结束时，缴了不少武器。我印象最深的是缴了匹马，我骑过很长时间；俘虏了个小号兵，留在我身边司号，作战很勇敢，后来牺牲了。这是两个师第一次配合作战，取得了胜利，大家满高兴。可是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发现二师的同志不辞而别了。他们有戒心，也不奇怪。好在两支部队会师后，关系没搞坏，以后好见面。特委的方针是对的，如果不这样处理，就很成问题。

　　敌人发现红军主力在麻城以北、光山以南，于是，部署新的合围，南北夹击，投入豫东南的部队也向西进击。红三十二师乘机返回根据地，消灭了敌人一批“编练队”。我们则跳出包围圈甩开敌主力南下，先后消灭了黄坡的长堰、夏店，黄安的八里湾，麻城的谢店等地的民团，缴了一批武器弹药。九月下旬，敌人被迫收兵，第二次“会剿”又被我粉碎。

　　第三次是十月开始的“徐夏会剿”。驻河南信阳的敌徐源泉四十八师从北向南，驻湖北境内的敌夏斗寅十三师由南而北，向我鄂豫边根据地发起新的围攻。

　　§敌人的两次“会剿”

　　被粉碎后，我们乘胜发展队伍，扩大游击活动，打击土豪和民团，对他们威胁很大，土豪劣绅纷纷向国民党政府报警请兵。于是，“徐夏会剿”便接踵而至。

　　那时，敌人一来，地方上总要求我们打，生怕我们不打，说来说去，无非是怕丢地盘，怕打烂坛坛罐罐。我们有我们的想法，要打得有胜利的把握，自己的伤亡和消耗要少，消灭敌人要多。丢枪，伤亡一大堆人，打败仗，可不行。不然，有生力量消耗太大，部队情绪给打了下去，以后就不好办。地方和军队，常常在打不打的问题上闹矛盾，发生争执。军队里也有人怕群众受损失，主张和敌人硬拼。我们还是坚持有利条件下就打，不利条件下就不打，这一点不能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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