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忆录(9)

九

　　※第三章　野火烧不尽

　　§参加广州起义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大地上，腥风血雨，万马齐喑，一片黑暗！“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选集》第九三七页）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的“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湘赣边界、鄂豫边界、湖南、江西、广东等地，相继爆发了一系列秋收起义。之后，我党又准备发动广州起义。

　　我在一九二七年八月间被迫离开张发奎部队后，从九江经武汉抵上海，找到了党中央。因广州那边亟缺军事干部，中央军委便派我和一些同志，分批前往广州工作。九月底，我和一位姓张的同志结伴而行，乘车抵穗。地下党的“交通”，安排我们住在一个客栈里。有意思的是，这个客栈也叫“泰安客栈”，竟和上海的“泰安客栈”同名。旅店相当简陋，住着些杂七杂八的人，乱糟糟的。过了一段时间，姓张的同志先分配走了，“交通”又领我搬到一个秘密地点去住。具体地点已记不清楚，只记得是和一位做工人工作的同志住在一间低矮的小房间里，自己买菜做饭，等候分配工作。

　　广州这座名震中外的革命城市，经过反革命力量的洗劫，已失去往日的丰采。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工人罢工屡遭镇压，逮捕、枪杀罢工工人的事件不断发生；粤系和桂系军阀争夺地盘的斗争，愈演愈烈；“扑灭赤祸”和“共产主义危险”的反动论调，甚嚣尘上。我在街上活动很困难，因往往容易碰上黄埔时期的熟人。除了买菜，一般不上街。

　　有天，中共广东省委派人来谈，叫我到工人赤卫队去，对他们进行秘密军事训练。我的接头地点，是个做秤的工厂。

　　广州的工人阶级经受过省港大罢工和轰轰烈烈大革命运动的锻炼，觉悟高，基础好。各行各业都拥有自己的职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组织，在支援两次东征、广州平叛和北伐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李济琛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职工会和纠察队转入秘密状态，先是自立名称，分散活动，后来统一改称工人赤卫队。工人赤卫队是我党领导和掌握的一支重要力量。为准备起义，中共广东省委将全市的赤卫队按地区编为联队，分区进行军事训练。

　　我去的第六联队，大都是手工业作坊工人，有修蒲团的，缝衣服的，做沙发木器的，修秤的，打铁的，等等。他们革命热情很高，但毫无军事素养，许多骨干连枪都没摸过。

　　说是进行军事训练，其实是既没枪，也没手榴弹，更没有练兵场，只能关在屋子里，“纸上谈兵”。每天晚上，我到工人家里，召集一些赤卫队骨干讲解军事常识。大家围着张破桌子，我用铅笔在纸上画着，讲解怎么利用地形，怎么扔手榴弹，怎么冲锋等。因房子狭窄，一次只能集中十几个人，便分期分批地训练。我是外乡人，广东话说不来，我说话他们不懂，他们说话我也不懂。幸好，联队的党代表是省港大罢工的工人，懂点普通话，由他当“翻译”，才解决了这个矛盾。工人学习很认真，他们白天干活，晚上听讲，一搞就是大半夜，但从来没有人叫苦叫累，打退堂鼓。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极端仇恨，迫切要求翻身解放。我了解工人，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我当时是个一般党员干部，不了解全局情况，也不知道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是谁。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要求，我们的训练一直紧张地进行着，至起义前夕，共训练了四十多名骨干。起义总指挥部原定十二月十三日举行起义，因起义计划被敌人知道了，便改为十一日凌晨起义。我在十日下午接到命令，晚上和党代表一同去集合联队成员，传达起义的决定。有这么几条：（一）起义时间是十一日凌晨三时半；（二）口令为“暴动”，特别口令为“夺取政权”；（三）起义人员一律在颈上系红布条为记；（四）战斗开始先占领要害据点，除掉反动军官，夺取武器武装工人赤卫队。我们联队准备袭击的据点是附近的警察局。

　　敌军大部驻在城外，城内兵力空虚，对起义有利。起义的主力军是张发奎部叶剑英同志当过团长的教导团，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底子，共一千三百多人，武器装备较好，有一定战斗力。他们是不久前随张发奎部南下进驻广州的。另有警卫团、炮兵团和黄埔警卫营一部，也有武器。只有工人赤卫队是赤手空拳。原说起义前要给各联队送武器来的。我们左等右等，等了半夜，不见人影。大家心急火燎，议论纷纷。这时，有位提着菜篮子的年青女同志走了进来，从篮子里拿出两支手枪、几枚手榴弹。这点东西，加上些铁尺、木棒、菜刀，便是我们联队起义的武器。

　　十一日凌晨，起义的枪声打响了。我们按预定计划首先冲进警察局缴了一班人的枪，把附近的大街小巷严密地控制起来，并和总指挥部取得联系。天亮时，除李济琛公馆等几个据点尚有敌人顽抗外，广州的绝大部分地区均被起义部队占领，胜利的消息传遍了全市。工人队伍和军队不一样，指挥那样的队伍，比指挥新兵还难。我说话他们听不懂，拿到枪后到处乱跑，说是去打反动派，很不容易捏到一块儿。一说胜利就认为万事大吉，竟一哄而散，各回各家吃饭去了。我急得要命，找了好半天才又把队伍集合起来。我们这个联队总算是个战斗单位，还能把多数人拢在一起；有些地方连个战斗单位也形不成，工人们象“散兵游勇”一样，跑来跑去，找不到个组织。起义很仓促，组织工作比较乱。

　　起义后总指挥部设在公安局。当天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主席苏兆征，军事委员张太雷，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总参谋徐光英。徐光英是广东人，很能干的，我们领发枪支，受领任务，都是去找他。他给我们联队的任务是搬运弹药，从薛岳司令部运到起义总指挥部。我们找了部小汽车，来回运送。有些地方在战斗，汽车从枪林弹雨中穿过。一天下来，饭也没顾上吃，但却运了很多弹药，保证了作战部队的需要。在指挥部里，我还见到了三个苏联同志。

　　第二天午后，薛岳部开进城来，攻占了观音山（即越秀山），情势很危急。我们奉令配合教导团二连在观音山南面的街上抗击敌人。激战一阵，起义部队发起反击，收复了观音山，又控制了这个制高点。这一仗，我们联队的党代表不幸负重伤牺牲。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只记得大家叫他“阿陈”。“阿陈”年仅二十四、五岁，曾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待人热情朴实，革命意志坚决，在工人中有很高的威信。临死前他还紧紧拉着我的手说：要继续战斗，守住阵地……这位工人阶级的优秀战士，为革命献出了年青的生命。

　　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向起义军猛扑。蒋介石得悉广州爆发了工农武装起义，急电粤桂各派军阀，“捐弃前嫌，扫平共乱”。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反动头目，纠集李福林第五军，围攻起义军。停舶在珠江口的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的军舰，也奉令向起义军开炮，并派出陆战队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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