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忆录(7)

七

　　运动的群众大会。到会的有数万人，场面很大，上海来的青年学生发表了演说。目睹广大工人、学生、市民义愤填膺，一致奋起声援上海工人反抗帝国主义的动人情景，使我深感民心不可侮，伟大的中华民族正处在新的觉醒中。

　　自从孙中山逝世后，各派军阀势力重新组合、角逐，所谓“统一”，早已化为泡影。在北方，以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主，联合被推翻的吴佩孚，于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开始向冯玉祥的国民军进攻。新的军阀混战又爆发了。十月，浙江督办孙传芳发动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讨伐张作霖，事先同冯玉祥约定：徐州以南之沪苏皖，由孙部攻取；徐州以北之山东、直隶，由冯部攻取。冯玉祥就把攻打山东的作战任务交给了国民二军的岳维峻。岳维峻扩兵号称二十万，踌躇满志，胃口甚大，不仅要攻山东，还想夺取山西。在派兵进攻山东的同时，又作了攻打山西的部署。

　　十一月中旬，进攻山东的部队兵分两路，开始行动。一路以收编的原直系部队田维勤、王为蔚、陈文钊等师，假道徐州（已被孙传芳部占领）附近进攻鲁西；一路以国民二军为主力，在李纪才指挥下，由归德进攻鲁西。旬日之间，直下临城、荷泽、济宁等地，前锋部队抵近泰安。镇守山东的张宗昌大为恐慌，向吴佩孚、张作霖告急求援。经吴佩孚派人收买，将田维勤、王为蔚、陈文钊一路拉了过去，共同对付国民二军。同时，岳维峻派去进攻山西的部队，也被阎锡山部击败。吴佩孚、张作霖见岳军两头失利，即联合夹击国民军。国民军节节败退，岳维峻最后狼狈逃窜，被晋军抓获，当了俘虏。

　　这段过程中，我在第六混成旅二团当团副。旧军队里，团副是个有职无权的岗位，等于吃闲饭的，干不干没人管。我只是跟着部队行动，不参不谋，无所事事。当这个团占领德州后，岳军已开始溃败。二团来不及撤走，便开赴河北省保定、蔚州一带，会合冯军，与张作霖部作战。张作霖骑兵出多伦，抄后路将冯军击败。我们团被奉军截断退路，遂转战至广灵、灵丘、原平等地。敌人跟踪追击，部队士无斗志，无人指挥，四散溃逃。我和几个同乡便从原平回到了家乡。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在国民二军的一年，使我对于军阀部队的骄奢腐败、横暴无道，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有了实际感受，从而在认识上也大大前进了一步。我厌恶军阀部队，痛恨军阀混战，时时眷念黄埔时期的革命战友和战斗生活，决心仍然回南方去。

　　§走上共产主义道路

　　一九二六年三月至五月间，蒋介石为篡夺革命领导权，破坏国共合作，打击和排斥革命势力，一手炮制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南方的形势起了变化。那时候，我们正在河北与奉系军阀作战，故一无所知。

　　我从原平回到家乡，住了个把星期，就去北京，想找机会再回广东去。行前，和一同回家的几个同事商量，他们都不愿再出来，我就一个人走了。在北京，住在老乡家里，打听南方的消息、。当时全国形势很乱，让人理不出个头绪来。北方是军阀之间时而混战时而联合的场面，南方是国共两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场面，报纸上的消息一天一个样，甚至相互矛盾。有人劝我在北方的军阀部队里干，我婉言谢绝了。经天津到上海后，听说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攻占了武汉，使我更加坚定了去找革命队伍的决心。

　　十一月底，我从上海乘船抵武汉，见到了北伐军中的黄埔同学，十分高兴。武汉的革命气氛很感人，处处是“打倒列强，除军阀”的群众游行和集会，就象黄埔初期的广州一样。经同学介绍，我先去南湖学兵团当指导员，不久又被分配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一队任少校队长。

　　武汉军校名声很大，号称“第二黄埔”。它是由黄埔军校政治科迁来组成的，办的是黄埔第六期，全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校址在两湖书院。全校有男生近千人，女生近二百人，男生住一个院，女生住一个院。校部设校务委员会，负责人为邓演达、谭延闿、恽代英、徐谦等。政治总教官恽代英，教官有施存统、肖楚女等，总队长是杨树松。许德珩同志告诉我，他也曾在那里任过课。

　　这所军校，有不少老师和学生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军校又是在北伐战争的胜利高潮中成立的，直接担负着为革命战争培养军政干部的任务，因而革命性、战斗性、纪律性相当强，真正继承和发扬了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军事课程主要讲解基础军事知识，操练基本动作。教官只管讲课，队长负责军事训练工作。政治课程设有《三民主义》、《社会进化史》、《经济学大纲》等。

　　日常生活正规、严格，按时作息，内务整洁，每周要擦枪，学生不经请假不准外出，男生和女生一个样。政治活动甚多，学生经常上街搞游行示威和演讲活动。著名的武汉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军校师生是积极参加者，发挥了重要战斗作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军校的男生、女生常去打野外，准备对付反革命力量的袭击。后来，不少学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英勇献身。参加广州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就是由武汉军校的干部、学员组成的。赵一曼、游曦等烈士，也是武汉军校女生队的学生。

　　蒋介石当然不会忘记抓军校，抓青年。他当时是北伐军总司令，并兼任武汉军校的校长。然而，由于军校里共产党的领导力量比较强，进步力量占优势，故蒋介石莫可奈何，只不过是个“空头校长”

　　罢了。蒋介石也到军校讲过话，张口就是“本校长”如何如何，唱的都是三民主义的高调，以孙中山先生的当然继承人自居。他甚至大言不惭地说：“本校长向来是革命的，假如不革命，你们就一枪把我打死！”但曾几何时，他就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革命者和群众。还有一次，蒋介石召集黄埔毕业生讲话，说了一通温情肉麻的话。说他自己去日本的时候，妈妈如何日夜想念他。又说：本校长对你们是慈母般的感情，也就象我妈妈对我一样。我们当时很反感，会后议论说，你这个校长，讲这些东西干什么哟！这件事说明，蒋介石有一套笼络人心的手段；同时又说明，底下对他并不那么相信。蒋介石到军校来过两次，没有达到控制军校的目的，以后就不来了。他在南京另开门面，也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实际上是不再承认武汉军校。这样更好，便于军校的进步力量放开手脚，开展工作。

　　武汉军校时期，是我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从民主主义思想向共产主义思想转变的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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