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叙沧桑记流年(114)_叶浅予

一一四

　　在南京，我好像从笼子里逃出来的小鸟，找到了本属自己的天堂。对方怎么样？问过她有什么反应吗？没问。为什么不去了解对方的反应？我觉得即使有藏在心底的话，说出来也不如不说的好。不过我也能理解白波的心情。她比我大胆，因为她是自由的，可以摆脱世俗的议论，放开胆量，占有她所爱而本属于别人的男人。可以说她是无所畏惧的。

　　我们在南京的生活相当恬静而富于生气。我摆脱了上海的业务，以全部精力为南京《朝报》创作《小陈留京外史》，着重反映南京官场的丑态，曾经几次招了官僚们的疮疤，报社老板项不住了，不得已停画《小陈》，代之以《王先生到农村去》，以民不聊生的内容，间接反映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面貌。前后一年多，我大大开阔视野，不能不认为这和新生活所培养的精神世界大有关系。

　　白波是个很有才能的画家，在和我共同生活期间，受到我的启发，曾为上海《立报》画过一套《蜜蜂小姐》连环漫画，着重心理描写。主角是一个腰细得和蜜蜂一般的姑娘，以细腰显示其挺胸突臀的外形。这样的造型，打破了从外形出发的外观法，而用从人体本质特征出发的内现法，腰细到只剩胸臀之间的一个交点，夸张到近乎变形。故事情节也夸张到了荒唐的程度，例如，蜜蜂忌妒她的女朋友，恨不得一刀把她斩成两段，图画里真的把那女朋友斩成两段，把心理状态画成现实形象，看来不近情理，其实真合情理。“梦”是现实形象的思维反映，和现实生活相比，它就既是合理的，又是荒唐的。白波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基本上属于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这和她对生活追求的理想化是一致的。她平时所喜欢读的书，如王尔德的《林格莱画像》、郁达夫的浪漫派小说，殷夫的诗等，都同属一个类型。

　　白波在参加漫画群体之前是“决澜社”的成员，画的是油画。决澜社由倪贻德、庞意琴为首的一群青年油画家组成，首次画展在上海的中国科院大厦举行。他们的创作道路以表现现代生活为目的，庞意琴《机器》一画可以代表决澜社的创作方向。白波在这次画展中，参加了一幅躺着的无头无脚的人体，我当时认为这是概括人体美的一件杰作，好像吃鱼，斩头去尾，取其最最鲜美最富营养的部分，嚼而食之。有人说，没了头脚，人体还成什么美？我说，如果你是一个最重实际的欣赏家，女人体最富于性感的部分是否就在上自胸部下至大腿之间？出人意料的是，一个女画家把女人的性美表现得如此露骨，比之男画家要高明得多，大胆得多。就这一幅画的构思，反映了梁白波过人的才智和超群的胆识。回头看看她那幅《母亲花枝招展，孩子嗷嗷待哺》的讽刺画，对上海少奶奶的批评有多辛辣。

　　从事漫画创作以后的梁自波，思维逻辑和那幅女人体画一样，表现了对事物透彻的洞察力。那位挺胸突臀的蜜蜂小姐有多泼辣，可惜由于它不合一般读者口味，被报社腰斩了。

　　据我后来了解，白波曾给殷夫的诗画过插图。从我自己的艺术实践体会到，给诗画插图，除了必须具有诗人的气质，还必须具有特殊的头脑，将意识形态翻译为抽象图象。白波的绘画才能，正好长于这方面的思维与技巧。我和她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就常感到是和诗人相叙在一起，她在这方面的吸引力，推动我在创作《王先生》漫画时，获得了新的想像力。比如《王先生到农村去》那套画，我的思维活动不是局限在固有的生活观察中，而能够延伸到地方政府压迫和剥削农民的现实；有时灵机一动，揣摩农民为保护自己所发挥的幻想，进而扩大到社会多方面人物和农民的依存关系。这对社会的深层发掘，使我的想像力长起了翅膀，说得形象一点，也许是白波的灵魂里的某些素质移植到我的灵魂之中，催化和异化了我漫画创作的思维能力。

　　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爆发，8月，日寇大举进攻上海，目的在推翻南京政府。我和白波回到上海，联合上海漫画家张乐平、胡考、特伟、陆志库、宣文杰等组织了漫画宣传队，奔走于抗日宣传战线。白波是这条战线上一员勇敢的女将，和画队战友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除了画大幅布画外，在武汉时，每期还为《抗战漫画》月刊供稿，构思与造型独具风格。通过战时生活的锻炼，我们的共同生活本应该过得更有生气和活力，没有想到战争对每个人也是一个考验。尽管我已摆脱了旧家庭的牵累，白波却在考虑个人的前景。以往她无所畏惧，在这战争的环境里，却似乎恢复了理智。她在想，难道一辈子做叶浅予的情人吗？我发现她的精神状态有异常，我也在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在这个大动乱时期，每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在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我自己由于全身心贯注在漫宣队的工作里，很少和白波交流这方面的想法。事实上在武汉后期，她对漫宣队的工作已开始消极，我却没有觉察。

　　1938年的武汉，是抗日战争的神经中枢，各色各样的人集中在这里，白天为抗日工作，各干各的，到了晚间，就可能交错位置，交流情怀，发挥人的本能。思想有负担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免要寻找发泄的机会。白波就在此时刻，和当时最受崇拜的空军英雄有了交往。她虽不是美人，却有妇女的媚力，何况她是个才气横溢的画家呢。在一段时间内，她渐渐和我疏远，漫宣队的人已有所觉察。这年夏季，政治部第三厅派我到香港去监印《日寇暴行实录》一书，我颇想让白波同去香港过几天舒心的日子。想不到，她婉转地拒绝了我的建议。我这才明白，客观形势已经变了，主观愿望再好也无济于事。不过，在受到打击的同时，我也感到一点聊以自慰的心情——我不再对梁白波负欠什么了。

　　回忆在南京的生活，那是我们最美好的日子。我充分享受了一个才女的一切赐予，充分感受到她在艺术上对我的启发。尽管这几年也有许多磨难，但所收获的比失去的多得多。白波不是一个寻常的女性，她有不吝施舍的精神，也有大胆占有一切的勇气。在那个年代，虽然有社会风气的熏陶，她内心的叛逆因素却起了主导作用。像我这样一个屈从于封建家庭的人，居然敢于挣脱束缚手脚的绳索，关键在于白波的大胆与勇敢，支持我竖起反叛的旗帜，和她一道去探索新的人生道路和艺术前景。

　　白波告诉我，30年代初，她曾参加过地下党领导的南京路上的飞行集会，还谈起过她曾经和一个男朋友睡在一起，却不让他贴近自己的身体。这充分表明她是一个叛逆的女性，在我的世俗眼光中，简直像一个星外来客。她的一切生活方式、艺术思维。人生观念，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诱人的，我无法抗拒。

　　1938年我和白波在武昌昙花林话别，她终于脱离漫画群体，去追求世俗的家庭幸福。于是，漫画战线失去了一颗发光的慧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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