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阁网 > 名人传记 > 细叙沧桑记流年 | 上页 下页 |
一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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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春天罗彩云怀了孕,我送她回浙江老家去休养,我则算好她分娩的日子,按时赶回老家。也真巧,我回去第二天她就生了个儿子,小名申布,族名善来。四年后生了个女儿,小名明明。这一儿一女都是请奶妈喂大的。生明明时,申布已四岁,丢给我母亲抚养。罗彩云无事一身轻,早已学会了上海少奶奶的生活作风,每天不是打牌就是逛街,做饭有娘姨,喂奶有奶妈,一切家务不用操心,还学会克扣家庭开支,积攒私房钱。我那时正画《王先生》稿费收入每月超过一百元,同时兼编《时代画报》,加上零星稿费,总共将近二百元,在漫画群体中,算是拔尖的,但工作也很辛苦。《王先生》局面已经打开,每周《晨报》一篇,每月《时代》一篇,每半月《北传》一篇,创作负担相当重,白天到时代图书公司上班,晚上绞尽脑汁画《王先生》,有时熬到深夜。这位罗氏夫人起初还亲自下厨,做几样好菜陪我吃顿饭,后来却逍遥自在,成天泡在朋友家的牌桌上,回来得很晚。因为她是文盲,和书无缘,精神世界非常狭小,为人之道懂得很少,我们两人之间无共同语言,总是话不投机。她的唯一美德,就是把家务安排好,但不和我多说一句话。我也乐得独自一人安安静静搞创作。久而久之,我们之间,除了所谓生物人的关系,毫无社会人的交流。我们之间,无所谓“貌合”,也无所谓“神离”;她的世界观是,男人挣钱养活女人,她对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钱用完了,拿钱来!”我经常对她说的一句话是:“辛苦钱来得不容易,省着点儿吧!” 生第一个孩子,罗彩云说自己没有奶,非雇奶妈不可。我不信,由我母亲验证,才雇了奶妈,那是在浙江老家;生第二个孩子,在上海,未生之前早已找好奶妈,孩子落地,奶妈进门。我很奇怪,罗家族内嫁到县里来的姑娘,几乎个个生而不育,都雇奶妈,难道这是她们罗家的遗传?生第二个孩子时,我故意问她,为什么没有奶?她虎起脸说,我当姑娘就束胸,我们结婚那晚,你把我那件小马甲撕破了,难道忘了!她这么回答,我还问什么? 每当交了画稿之后,或下班回家之时,总觉得精神空空荡荡的。这时,罗彩云即使在家,我也觉得毫无生气,宁愿独自一人到公园走走。看到游园的大人孩子们或成双成对的情人们,更感到自己孤独。有时碰到什么应酬场合,就喝点酒,听点唱,把时间混过去;有时干脆约朋友坐跳舞厅,抱着舞女跳几场,解解闷气。总而言之,家里放着个文盲夫人,像一部生孩子的机器,实在空虚寂寞。 我变了吗?变了。 罗彩云变了吗?也变了。 为什么?怎么变? 先说我们的客观环境。上海是中国沿海最大的城市,是个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交错的社会,居住条件、饮食条件、娱乐条件、生产条件、消费条件,千变万化。在这个交错复杂的大社会中,分出许许多多小社会,基本上分为两大系统,一边是生产系统,一边是消费系统,生产系统又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物质生产占主导地位,各种工厂属之;工厂生产的成品,通过流通渠道,转到消费者手中,成为消费品。精神生产可复杂了,报社、书店、戏园、剧团、乐队、学校、游乐场、旅馆、饭店,甚至妓院、舞厅、杂技班等等属之,只要走出门,走上马路,两旁商店大而如先施、永安百货大楼,小而如烟纸店、食担、摊贩,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这是个消费的大世界,一个乡下人到了这里,不管你是大地主或穷光蛋,都会目迷五色,身堕雾中,六神无主,好久好久才能清醒过来。 我自1925年从浙江一个小县来到上海谋生,决心要在漫画出版界混出个名堂,认清了自我奋斗、自我提高、自强不息的为人之道,养成了不计成败,全力以赴的精神。一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干活。我们的漫画群体,把我当成一个能吃苦耐劳敢于承担责任的好手。1928年4 月这个群体联合出版《上海漫画》周报,我既当编辑又当校对,还外出跑腿,深得几位老前辈的信赖。有一时期,画报被租界当局工部局巡捕房控告,我挺身而出,代表画报出庭受审。幸亏请了一位好律师,又逢中国政府收回治外法权之际,在租界里设立了中国法院,我被宣判无罪。这一事件是对我的社会责任感的一场考验,增强了我办出版事业的信心。这种信心,推动我在漫画创作方面对自我提高的努力。我常常深感自己艺术修养不足,而提高艺术修养又得靠文化基础的提高。我认真读书,不管有用无用,见书就读,把有用的时间全部投入自强不息之中,感觉这样才心里充实得多,对创作的信心也随之增强。要说变,这是我变化的一方面。 变的另一方面,属于我对家庭、社会、世界的认识。解剖自己从初恋到顺从母命和罗彩云结婚的过程,发现我在小学读书时,样样求上进;进中学以后,学习劲头一年不如一年,到了第三年,竟胆敢和女朋友一道跳级投考大学,投考落榜,父亲破产,绝了求学之路,无情地把女朋友志得一干而净,以至于只求一条吃饭自立之路;等到上海站住了脚,却又向封建家庭投降,甘心作封建道德的孝子贤孙,这反反复复的变态心理,到底是什么思想根源? 应该说,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的十年间,周围环境对我影响很大。“五四”运动后,崇拜西方文化,向往个性解放,交女朋友,学时髦,放任自己。父亲破产,受到挫折,要求在社会上找个立身之地,用以摆脱困境,表面看来,实事求是,实际是进一步放任自己。等到立稳脚根,命运可以由自己掌握了,思想转了一个大弯,认为父母为我找对象,免得自己交女朋友的麻烦。碰得巧,可以抢到一个美满家庭;碰得不巧,把责任推到父母身上,自己仍然可以逍遥自在,还是对我有利。回首当年,我真那么坏吗?坏到真那么自私自利吗?追根寻源,不能不归根到新旧双重社会对我的挤轧,逼得我走上一条自私自利的道路。用现下的语言来评判自己,可以带上一顶“机会主义”的帽子。 罗彩云之为人,最不可饶恕的是她的“文盲”地位,光这一点,就不能和我般配。那么,我事前怎么不做点调查呢?我曾想过,我的两个妹妹,一个初小毕业,一个高小毕业,小妹还当了几年家庭教师,至少都能读点通俗浅近的书。罗家是书香门第,罗彩云的祖父当过两任县太爷,父亲在浙江省省政府当秘书,哥哥是当地的小学教师,不用调查,这样的家庭出身,她怎么也不会是个文盲,可她偏偏是个刚进小学便告退学的半文盲,这是大出我意料的。为什么说半文盲?因为她还识得几个字,记得1935年我和梁自波谈恋爱时,她曾费了大劲,写过一封似通非通的信给我,其中主要的一句话是:“家花哪有野花香,野花不久长”。此外,麻将牌里的“东南西北春夏秋冬中发”十个字,她不用看,手一模就换得出来,在娘家早就练成一副摸牌的本领。到了上海,左邻右舍,朋友眷属,没一个不摸牌的,因而她自然而然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社会,乐在其中。这是环境给她造成的生活方式,无法抵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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