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叙沧桑记流年(100)_叶浅予

一〇〇

　　狱卒开门叫开饭，我迷迷糊糊走出了牢门，打饭回来，没精打来。狱卒看我精神恍惚，两腿没劲，摇摇晃晃，进牢门时在背后踢了我一脚。这一踢，使我醒了过来，两个窝头一口气吃完。吃完饭，狱卒吹哨子催午睡。昨晚一夜未睡，正好利用午睡时间补足。睡着睡着，梦见某剧院一个小提琴手，在斗争之后的休息时间，解下自己的裤腰带，悬在窗格子上，把脖子套了进去，等到造反派叫他去继续斗争时，他已经断气了。一觉醒来，念念不忘这个简便的死法，似乎已经下了决心，仿照这个方法解脱自己，然而一想到那条被搜走的皮带，可就泄气了。

　　求解脱的念头时刻索回在脑子里，没有皮带，是否有别的办法？曾经想起1936年在南京时，一个朋友从国民党反省院放出来精神恍惚，卸下一个灯炮，用手指伸进灯头，意图用触电结束生命，结果被强力的电阻打了一下，没有死成。牢门外有个电灯开关，如果借机会快速旋开盖子，死劲捏住电流两极，我想大概不至于被电阻打出来。打饭、放茅、放风，都有走出牢门的机会，可老是有狱卒监视，没法动手。最后一条死路，用脑袋死劲担水泥墙壁。我用力撞了四五下，痛得不行，若能坚持，也许能控晕过去。忽又想到一个没出息的下策。常言道：“好死不如恶活”，暂时忍着，好歹“文化大革命”会有结束的一天。再一想，假如解脱成功，造反派给我定个“畏罪自杀”的恶名，岂不弄巧成拙？经此一想，渐渐醒悟过来，转了个一百八十度大弯，忠告自己：千万死不得！

　　求解脱的思想在我身上碰了钉子，但仍然有反复。

　　自从那天在小窗缝．中见到那位老政协以后，放茅时间总想再见他一次，但一连几天闹情绪，忘了这回事。等到情绪稍稍稳定，才又想起来。有二天早晨放茅时又偷偷拨开小窗活门，正好瞥见狱卒打开斜对面那号子的门，等了一回，那老人不出来。狱卒便进去，只听得“哎呀”一声，从号子里退出来，急急忙忙向长巷进口那边跑；少时，带来一副担架进那号子，把老人抬出来，向大厅送去。那狱卒又忙着到厕所提水，冲洗那牢房号子的地，流出的水略带红色。怪啦，这老头哪来的凶器，又哪来这么大勇气，从容不迫，偷偷脱离了苦海！简直是对我一大讽刺。于是，我的解脱思想又上升了。

　　记得“三反”“五反”运动中，有受不了禁闭的苦恼，割破手臂动脉，任其滴血，静待死神光临。这是个好办法，不妨试一试。不久，机会来了。监狱规定，犯人每两周洗一次澡，洗完澡，可以借剪刀修剪手指甲、脚趾甲。可是小窗洞里老是有只眼睛监视着，况且自己也还有思想斗争，一时下不了手。以后的日子，这种轻生的心愿慢慢被偷生的思想所溶解。大约一个月以后，我能在这个小盒子里，像笼子里的小鸟一样，展翅歌唱。我身上带有一本“红宝书”，是搜身时特准保留的，感到寂寞苦恼时，便拿出语录本翻翻读读，借以消磨时间，忘了我那念念不忘的“自由”。

　　记得进牢的第二天，牢头提我去谈话，问这问那之后，他总结一句话：“送到这儿来，红卫兵造反派找不着你了，有我们保护你，不是很幸运吗！”初听这话，觉得有点意思，好象牢头狱卒同情我们这类犯人似的。继而一想，这不明明在讽刺我吗？恰恰相反，此时此刻我宁愿让造反派揪去斗一通，斗完回牛棚学习劳动，怎么也比在此作笼中鸟强得多。这么一比，更加品味出牛棚生活的甜味儿来。假如此时此刻放我出去，哪怕斗得我死去活来，也心甘情愿。听完牢头的话，回到牢房，我一再品味，觉得也有道理。我现在远处火线斗争之外，至少不再有斗后的羞辱和苦恼了。若被重新揪到火线上去，七斗八斗，也许我还宁愿躲在这平静安逸的小牢房里。

　　两星期洗一次澡，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到澡堂。澡堂在另一座建筑里。狱卒领我走出小巷，穿过中间大厅，转入另一小巷，走出那条小巷，走进澡堂。澡堂是个大池子，政治犯不能别人同浴，这大池子便由我一人享用，多浪费！可是也难怪。政治犯在平时是少数派，这回“文革”，数量大增，大池子独占时间就得缩短。脱完衣服，跳进池子，不大一会，就叫起来穿衣，穿完衣服，带回牢房，然后须另一犯人走往澡堂。这一去一回，摸准了路线和地形，原来那大厅是六条辐射小巷的枢纽，坐在大厅里，一转身，可以看到六条小巷的动静。这种设计，可能是现代监狱管理学的创造。

　　半年后我被转移到另一监狱，分上下两层，半辐射形，楼梯装在枢纽大厅里，每层四条辐射巷道，上下共八条，管理调度比这儿复杂得多。每次洗澡，既要通过楼上大厅，也要通过楼下大厅，才能去到澡堂。一次，因为调度失误，我从楼上下来，走到楼梯尽头，眼前闪过一个穿红毛衣的女犯背影，狱卒赶快把她拦到楼梯底下，险些碰个面对面。在那个监狱里，我曾被领去见一个外调的人，在提审楼的大门口和另一犯人面面相觑，似曾相识，但始终记不起此人是谁。这样猝不及防的遭遇，可谓平静中的不平静，带有一点传奇性。

　　最不平静的遭遇是美院派人来提审。来人是叶浅予专案组的负责人，和他同坐在提审桌上的是一个公安人员。公安人员神气平稳，而我那位红卫兵学生却显得有点紧张，装出一副凛然的样子。我站着，后面还站着一个狱卒，手里拿着一片小木片，这木片在我进狱第二天见过面，是现在还保留在文明监牢里的刑具。审讯开始，问的还是在牛棚里问过多少次的“中美合作所”，我说那晚在国画系教室里审了我一整夜，什么都交待了，没有什么可再说的。主审官公安人员指着墙上贴的八个大字，口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狱卒举起小木片在我脖子上劈啪劈啪打几下，那个红卫兵看了有点惊讶，我猜想惊讶的是为什么共产党的监狱还用刑具。红卫兵马上和主审官咬了一会耳朵，示意狱卒不要打了，狱卒露出悻悻不悦之色。主审官意识到叶浅予老奸巨猾，榨不出油水来，作出“刑讯”收场的指示，向我交待了几句话，要我继续反省，好好改造，狱卒领我回归牢房。此事发生在进狱后两个月光景。我以为造反派把我交给公安局，从此撒手不管了，怎么今儿又来插手了呢？再一琢磨，他今儿不是主角，他是被请来陪审作证的。这一估计大概没错，因为从这以后，再没有美院的人来过，而提审照常，只由公安人员问话，有时还让犯人坐着答话。

　　这些日子外面造反派实行“早请示晚汇报”制度，犯人进提审室先要向毛主席画像行鞠躬礼，表示请罪。每天早晨可以听到狱卒们在举行“请示”仪式中的口号声。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做梦的科学规律，而我在牢房里，却是日无所思，夜有所梦。是违反科学规律吗？否！原因是怕白天闹情绪，不敢胡思乱想，大脑皮层被压着，到了夜晚，大脑皮层放松，兴奋灵敏度加剧，梦就多了。可以这样认为，我在监狱里的表现，每天相当平静，但一到夜晚，吹哨归寝以后，脑子就活跃起来。先是东想西想，想这想那，双眼一闭，我便进入自由世界。见到妻儿父母，见到亲朋好友，见到名山大川，见到帝王将相，见到牛鬼蛇神，见到初恋的女友，见到死了的祖父母。有时饱餐美食，饱赏美景；有时握笔练字，构思作画；有时站在泰山之巅观日出；有时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有时倚在太平洋邮船栏杆上看大海；有时坐在巴黎大剧场看芭蕾；有时遇到梅兰芳、程砚秋；有时引吭高歌；有时拨弄蟋蟀。一觉醒来，屋顶25支光电灯亮着！窗外黑洞洞，努力追寻消失的梦境，追呀追呀，有时也能追上，便继续做我的美梦。

　　白天潜伏在囚笼里，夜晚这游在自由世界里，这种反常的生活方式，足足度过了七个年头。这么漫长的道路，怎么能一天一天熬过来，现在想都不敢想。在当时，头脑却是十分清醒，却也相当糊涂，在清醒又糊涂中把时间一分一秒滑过。我们在正常的自由日子里不也是这样既清醒又糊涂的状态中把时间轻轻滑过的吗？我把时间倒过来，白天当黑夜，黑夜当白天，岂不也照样过舒泰日子吗？我看所有坐牢的人，都会自觉地找到一条生活的道路。

　　从想死到不想死，把黑夜变成白天，虽然是被逼出来的，可也算得一种变态的人生哲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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