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叙沧桑记流年(45)_叶浅予

四五

　　§2-19.进出中美合作所

　　日寇为打通粤汉铁路线，于1944年进攻长沙、衡阳、桂林，造成湘桂大撤退。这次突如其来的大进攻，说明日寇在太平洋大战中虽然占了大便宜，可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却也大伤脑筋。这时美军已开始反攻，太平洋上展开逐岛争夺，目标指向日本本土。日本为了挽救海上的失利，不惜孤注一掷，集中陆上兵力，打通粤汉、湘桂二线，巩固其在中国的阵地。想不到蒋介石的军队如此软弱无力，竟然不堪一击，一退再退；退到了贵州边缘。好不容易壮大起来的西南后方中心桂林，狼狈撤守，湘桂路秩序大乱，重庆市上谣传纷起，人心惶惶不安。

　　此时此刻，美蒋双方正在重庆郊区组织一个秘密行动机关，准备接应美国海军在中国东海岸登陆，反攻侵华日寇。其中有个“心理战争组”由美国陈军情报组负责，要聘请一个漫画家为他们设计对敌宣传品。美军提出请我担任此职。这样，我又和抗日战争的具体行动挂上钩，这本是我一贯的志愿，于是一拍即合，只等讲待遇、讲条件。不想拦腰杀出个程咬金，那位在香港认识的军统人物王新衡出面和我打交道。他说，中美合作所请我担任漫画设计的事，事先征得军统头子戴笠的同意，并且呈请蒋委员长批准；戴老板非常重视这件事，中美所能够请到你真不易呀，云云。说来说去，好像此事和美军无关，全靠他在出力。我心里明白，要不是美军的关系，我怎么会为军统效劳呢？我想1938年在武汉三厅时，全厅人员排着队接受蒋介石的召见，无非是为了一个抗日；戴笠要见我，要不是为了抗日，我才不理他呢。

　　某天下午，王新衡陪我到上清寺戴公馆。来之前，就听说蒋介石的特务机关紧靠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果然不错，戴公馆就在这条街上的一座小洋房里。戴笠彬彬有利地接待了我，不是用茶，而是用咖啡招待我。先谈些闲话，谈到俄国革命时，他大讲画家如何为革命战争服务，意思当然是指中国画家也应该为抗日战争出力。也许他不知道，“七七”事变发生后，我就带了队伍参加到抗日阵营中来，到如今已近八年了。最后谈到待遇问题，戴说美军方面主张由美方负担，给美金；他反复解释，认为我是中国人，应该由中国方面发薪金，不过现在物价贵，他们将按照特殊条件给我发薪。到第一个月发薪时，中美所的中方负责人说我是少将待遇，饷银之外，另发生活补助费，加起来等于两个少将的饷银。现在我才明白，十年“文化大革命”，给我戴上‘少将特务’的高帽子，来历如此。

　　接见完毕，王新衡送我到黄苗子家，大谈戴老板如何如何接待叶老兄，说他从来未见过戴老板亲自给客人倒咖啡，叶老兄的面子真不小，这个那个说了一大堆，无非要把我捧得晕头转向，好铁着心为他的戴老板在美军面前撑场面。我虽没有晕，可是所谓双重少将待遇的饷银，好像使我脖子上套了根绳，胸口挂着块“中美双料特务”的牌子。

　　美军司令部得知我已接受中美所的任务，即将进所工作，便由陆军情报部派在重庆的负责人，和中美所美方心理战的人员一起，在重庆举行了一次招待晚宴，宴请叶浅予和中方心理战争组的负责人，表示双方精诚合作，共同对付日本敌人。从此开始，约定两星期一次，我从北温泉到磁器口中美所本部上班，在所里住一星期，和美方人员研究分析前线搜集来的材料，制订漫画创作计划。美方也有个画家，据他自己说参加过好莱坞迪司耐动画制片厂工作。每次这样的会晤，中方派一个翻译参加，我因略有英语水平，有时不带翻译，直接和美方人员研究工作。从1944年秋到1945年春，我连续工作了半年，画过两套爱国故事连环画，加上些零星宣传画，工作量不算大，来往奔走花费的时间却很多。

　　在中美所期间，心理战中方派给我两名学过画的青年，请我培养，兼当助手。一个是泰国华侨，一个是福建流亡学生，问其来历，知道是受军队蒙骗招募来的，情绪很不稳定。与他们同时招募来的还有其他青年，这些人进到中美所，要填表人所时才发现这是个特务机关，不愿填表，要求离开，弄得军统头头非常狼狈，最后不得不让他们中的一些人离去。这情况是两个助手告诉我的，我问你们怎么样？他们说出去也找不到工作，暂时在此躲一躲，躲过这场战争，再回老家去。

　　磁器口在重庆郊区嘉陵江畔，歌乐山下，原是军统机关关押高级政治犯的地方，著名的“渣滓洞”和“白公馆”杀人魔窟就在此山沟里。山坡上有座戴公馆，大概是戴笠的别墅。自从开辟中美合作所，山上就建了许多房屋。最大规模的一座房屋是美国海军训练中国特务的营房。中美所有个“行动组”，归美海军指挥，由一些熟练的军统特工人员组成，经常派人潜入日寇占领区去活动，侦察上海沿海一带准备美军登陆的地形。我所作的连环画故事，是根据他们在上海搜集来的敌后爱国故事编成的，“行动组”就把我画好、印好了的宣传品带到敌后去散发。

　　从1944年秋到1945年春，日寇打通粤汉、湘桂铁路，震动了重庆，中美所的人也在议论纷纷，彼此互问再逃该逃到哪儿去。

　　有人问：“咱这中美所撤不撤？”

　　有人答：“撤？别开玩笑！我们应该向前进，送到敌后，进到上海去！”

　　有人插话：“说的也是。戴老板不是在浙江天目山有座洋房吗？那可能是个好基地。”

　　有人说：“不！慌什么，敌人还没到贵阳呢！”

　　有人答：“到贵阳就来不及了。”

　　在这动乱关头，重庆各民主党派发起了一个争取民主签名运动。凡是有点爱国思想的人，无不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态度表示愤慨，纷纷响应号召，签了名。《新华日报》发表了这个名单，叶浅予的名字也在其中，中美所中凡属军统的人，无不表示惊讶。不属军统的，如新招募来的进步学生，以及我这样的客卿，就觉得无所谓。问题的严重性是军统的人把民主运动看作对国民党专政的敌对行动，他们发现我的签名在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上发表，那岂不表示我就是国民党的敌人了吗！中美所军统负责人向我责问，我表示，对抗日我愿效劳，对政治我却有个人的理想，这不能勉强！他当即表示，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合作了，你得离开中美合作所。我看到问题相当严重，便去找美方心战头头，要求安全保护，要他保证我顺利离开中美所。在美方挂了号后，我立即进重庆去找那位军统重要人物王新衡，要他保证我马上脱离中美所。这位姓王的讲点江湖义气，保证我能安全离开，但要我介绍一个画家接替工作。我明白这是交换条件，也只得接受，这场交易总算谈成了。不久，我推荐廖冰兄接替了我的工作，廖比我有心机，一进中美所就直接和美方打交道，军统的人无可奈何。

　　我和王新衡打好交道后，王向我做了一番反共的政治攻势，说什么共产党的地下人员正在南京和汪精卫勾结，劝我不要相信共产党云云。我装作哼哼哈哈，似信非信，从此和他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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