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叙沧桑记流年(35)_叶浅予

三五

　　经过一个月筹备，第一期《今日中国》于1939年上半年出版。承担印刷的是原承印《日寇暴行实录》的商务印书馆香港印刷厂，是香港唯一的一家拥有新式凹版印刷机的厂家。画刊印出后怎么发行？第一批对象是本港和东南亚各地的书店；第二批对象是美洲和欧洲可能联系上的大书商；第三批对象是大后方的书店；第四批对象是政治部的部与厅；第五批对象是赠阅者，包括我国驻外使领馆、各国元首、各国外交机构等。记得各国元首名单中有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苏联的斯大林和英国的邱吉尔。至于这些大人物能否收到《今日中国》那就不得而知了。从1939年到1940年，每月一期，总共出了十二期。画刊的印刷和编辑开支，每月向重庆政治部驻香港的代表“设计委员”成舍我领取。每当领经费时，成舍我总有些政治部的指示传达给我；加上成本人对画刊的内容表示一点意见。综合起来，记得有以下几条：

　　一、某期画刊封面印了重要抗日将领的头像，其中有冯玉祥、李宗仁、陈诚……诸人，成表示陈诚应占突出地位。
　　二、某期介绍延安木刻艺术，认为不妥。
　　三、某期介绍八路军战绩，认为不妥。
　　四、某期发表游击战士形象，认为不妥。
　　五、某期发表宋氏姐妹在重庆的活动，表示满意。
　　六、要多宣传蒋介石。

　　这些意见使我明白，成舍我是陈诚所信赖的人。他本来在上海办小型日报《立报》，主编为萨空了。萨于1939年初随《新疆日报》长征团到了新疆，帮助茅盾主持该报的编务。《立报》在香港复刊，看来其政治后台是蒋介石最亲信的将领陈诚。成舍我于抗日胜利后随陈诚去了台湾。

　　1939年到1940年在香港两年，政治部通过成舍我对我控制，我感到不是滋味；同时我在三厅的代理人和供稿人席与群，有时也来信转达三厅的意见，大致和成舍我的意见相似，不过加了点“作料”，就是说还得为三厅本身做点宣传。我感到我这个《时代画报》老编辑的头脑已不能适应官场需要，虽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然而每次去见成舍我老板，总觉得有点不舒服，因而在编完十二期后，我特意到重庆去看看，是否还能把《今日中国》编下去。

　　1940年夏，我取道广州湾，经广西玉林，在资县和桂平搭拖渡到柳州，然后乘湘桂路火车在桂林打了一转，经贵阳到达重庆。一路上遇到不少从重庆出来的朋友，说局势变了，新四军在安徽被蒋介石包围，损失很大，国共合作被老蒋破坏了，你还会重庆干什么？我明知重庆情况不妙，但总得亲眼看看，辨辨滋味，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关于在重庆的情况，我下一节再写，这里还要说一说在香港办画展的事。

　　1939年我初到香港时，由于和漫画界老朋友会合，又结识了几位原在香港的漫画家李凡夫、余所亚、郑家镇，大家常在一起饮茶，谈到漫画宣传队在大后方的活动，挑起了在香港组织一次漫画展的想法。我把随身带的几幅宣传布画给大家看，当即一致决定按照这种形式画一批新作，找个人多热闹的地方，以“中国漫画家协会香港分会”的名义举办一次抗战漫画展览会。一言为定，每人回去动手就画，不到两星期，作品已陆续交到《今日中国》编辑部，展览地点就定在编辑部楼下电影院大厅里。这次画展规模虽不及1937年南京电影院那次大，参观的人数却多得多。在此期间，适逢《西行漫记》作者斯诺第二次访问延安路过香港，经爱泼斯坦邀请，他与宋庆龄一起参观了我们的画展。

　　香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纯粹是个工商城市，文化生活单调，除了电影院，就是广东戏，报刊没几家。这个英国人统治的殖民地，其经济活动和中国大陆有密切关系。日寇侵华战争爆发后，特别是上海、武汉、广州沦陷后，香港人口骤然膨胀起来。金山、王莹带领的剧团来这儿演过话剧，其中有名的抗日剧目《放下你的鞭子》和反法西斯剧目《马门教授》一新香港人的耳目。中共在这儿办了个《华商报》，总编是笔名“乔木”的乔冠华；廖承志是延安派在这儿的总头头。国民党的海外部长吴铁城也坐镇香港，代表蒋介石办理对外、对侨事务，黄苗子在他的办事处做秘书工作；《今日中国》能在香港立足，有时也得向他请教。国民党除了这个部门，也还有其他部门和派别的人物在此活动。陈诚的《立报》，老板成舍我是《今日中国》的顶头上司，我得每月和他打交道。此外，戴笠的特务机关也派了人在这儿活动，此人叫王新衡，因偶然的机会，在港九轮渡上，由一个中央信托局的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他。那朋友事后说，认得此人，在某种场合会有作用。此话在此五方杂处的地方也许有一定意义。三年以后此人在重庆起了非常特殊的作用，后面我还要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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