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叙沧桑记流年(8)_叶浅予

八

　　提起“漫画”这个名称，应该作个交待。以前大凡表现政治讽刺，社会形态的画，或称谐画，或称笑画，或称滑稽，或称诙谐，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到了20年代末，丰子恺在文学研究会的期刊上发表具有诙谐性质的社会心态画，自称为“漫画”，说是从日本移植过来的，我们认为可作为这类画的总称。至于后来林语堂所办《论语》所发表的“幽默”画，则是英语“Humer”一字的谐音，“Humer”的含义和中文“诙谐”相似，也可以以“漫画”这个名称来概括。

　　上海有一份英文日报《China Daily》中文叫《大陆报》，每周附送一份美国长篇漫画专版，很受读者欢迎。其中有一篇怕老婆的故事，题为《Bringing up Father》，是全版最叫座的一篇。《上海漫画》为了吸引读者，打算仿照这个长篇，创作一个中国的漫画长篇。大家商量由谁来执笔，因为我年轻肯卖力，又无固定职业，可以专心一意为这个长篇下工夫，就叫我干。最初定名为《上海人》，王敦庆说，这个题目在已失败的《上海漫画》见过，太狭窄，又不吉利，干脆把它改为《王先生》可以随便做文章。中国姓王的最多，名字叫得响。他还帮我设计主角的具体形象——瘦长条，尖鼻子，两撇胡子，像个久住上海的乡下财主；给他配上个矮胖太太，加上个爱打扮的女儿。至于他的朋友小陈，是个富家子弟，配上个凶神恶煞般的老婆。五个角色各具性格，关系微妙，比《Bringing up Father》里那个矮胖老头儿的性格复杂得多，因此故事表现的内容也丰富得多。然而我当时才二十一岁，生活经验很少，为人又老实，画来画去，总跳不出王、陈两家之间的男女关系。直到1930年前后，接受了《晨报》画《王先生别传》的任务，思路才开始活跃，题材内容接触到社会的多方面，扩大了读者的圈子。

　　我在上海混了十年，《王先生》的名声愈来愈大，有人不免要追究作者凭什么能耐或灵感，创造出这么一个典型的现代小市民。我的回答很简单，就上面所提接受任务的过程来看，有它的偶然性；而七八年来坚持不懈，愈画愈有劲，也有其必然性。我把自己的灵魂融化在王先生的个性中，王先生就是我，我就是王先生。

　　《上海漫画》从创刊到休刊，从1928年到1930年，共出了一百多期，王先生每周和读者见面，每周要为读者演一场滑稽戏，从家庭小纠纷到社会大关系，很像七八十年代上海流行的滑稽戏那样受观众欢迎。这个故事从最早模仿美国的《Bringing up Father》怕老婆故事开始，逐渐走出家庭，表现社会的各方面、各角落，进而还摘取政治方面的现实，编为笑剧，以娱读者。有时候，我脑子里实在榨不出笑料，不得已向《笑林广记》之类古代笑话寻求帮助。例如，农民王先生扛了一根竹竿进城门，竖着进不去，横着也进不去，小陈替他出主意，由小陈爬到城楼上去接竹竿，让王先生空手进城，然后翻身交给他。《笑林广记》讽刺的是一个笨蛋县官，为那个扛着竹竿进不了城的农民出主意，叫他把竹竿锯成一段段才进了城。小陈却比那个县官高明，没把竹竿锯断也进了城门。

　　我有时挖空心思，借警察捉赌的行动做文章。一天，王家聚赌打麻将，两个警察来捉赌，把王先生和小陈抓了去，结果是让赌鬼陪警察在监狱里打麻将。有时我想入非非。王先生做投机生意失败，跳黄浦寻短见，结果跳进了一只小舢板，撞得头破血流，还得赔偿船主锅碗瓢盆。一次，王先生当了个小警官，带部下去监视学生的爱国游行。到了半夜，学生的后勤队向游行队送宵夜，王先生向学生求饶说：“你们有人送宵夜，我们却饿着肚子，求你们行行好，让我们回去休息吧！”

　　我为《上海漫画》做的具体工作，除《王先生》长篇外，每期四、五两版的版面归我设计，供画的人，就只张光宇、张正宇、黄文农、鲁少飞几位。三天内把画收齐，贴好版样，和第一版封面、第八版长篇一起送到制版所，拍照缩小，然后送到石印厂制套色版，两天内四套色印毕，在这两天内把编好的二、三、六、七四个版的铜锌版和文字稿送到铅印厂排版，星期五晚上把印成的彩色漫画版送到铅印厂，一般要在晚上10点左右才能上架开印，到天亮印毕，立刻雇车送到望平街报贩手中。五天内跑两家印刷厂，有时在石印厂和工人一起锚石版，每逢星期五下午还必到铅印厂和工人一起排版，一直熬到星翔六天亮，把画报送到望平街，才算完工。跑印刷厂的任务，除了我，张正宁也帮一手。麦家圈后期，招收了两个少年练习生，编辑工作有了帮手，才算松了一口气。帮编务的宣文杰，几年后成为《时代漫画》主编鲁少飞的得力助手，至今已年逾七人从新华社摄影部退休下来，有时还动动笔杆，写点当年漫画界的掌故，是30年代漫画界的一个重要知情人。

　　在《上海漫画》时期，除《王先生》长篇之外，有时我在四、五版也作点小画，或轮流画几次封面画，一般都是男女关系的内容，和《两毛钱饱眼福》的处女作有渊源。除此而外，我有时画点妇女时装设计图，因而受到“云裳”时装公司的聘请，当了一个时期的时装设计师。这个新职业等于唱京戏玩儿票，自得其乐而已，可也发生了社会影响。在此期间，一家英国棉织印花布洋行，通过一家广告公司找到我，要我为印花布办一次时装展览，借以倾销他们的新产品。为了这次展览，我除了设计服装、编印样本，还跑舞厅，约请几位舞女当临时模特儿，在南京路一家著名的外商惠罗百货公司楼上办起了上海第一次时装展览会。在当今时装模特风行一时的80年代看来，那简直像小孩子玩过家家，可是有几位老牌服装设计师见到我，却举起大拇指，说我是时装展览的“开山老祖”。这种际遇，在当时也是意想不到的，我然大着胆子，不计成败地干了起来，说明叶浅予这小子闯世界的劲儿真不小。这可以说是上海创业史中的一个插曲，和1926年单枪匹马面舞台布景一别出心裁设计印花布图样，有—定的渊源关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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