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回忆录三、会师宣汉(2)

三、会师宣汉(2)

　　当天下午，我们由王波同志带路，从宣汉城出发，向南坝场前进。

　　沿途群众听说红军来了，从四面八方涌来欢迎我们。大路两边站满了男女老少，本来就不宽的路面，不时被越来越多的人群堵塞。有时候，根本分不清哪是自己的队伍，哪是欢迎的群众。老人们露着慈祥的笑容，拉着战士们的手问寒问暖；姑娘们含着羞涩的微笑，给战士们端茶送水；年轻的小伙子更是手舞足蹈，围着战士们转来转去，有的干脆插进队伍里要求参军。

　　置身于欢乐的人群之中，不由得使我回忆起人川以来的一些情景。在解放通南巴的战斗中，虽然军阀官僚地主在逃跑时到处造谣，说什么“红军杀人，共产共妻”等等，但是绝大多数的群众并没有轻信谣言。我军每到一地，人民群众都欢天喜地，敲锣打鼓，抬猪送匾来欢迎自己的军队。在反三路围攻中，通南巴人民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动员了大批青壮年参加红军，组织了一万余人的地方武装配合主力作战，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扎鞋队、缝衣队、慰问队等支前组织，甚至老人孩子也参加了站岗放哨。在仪南、营渠、宣达战役中，根据地人民派出了许多支远征运输队开赴前线，工农民主政府还和部队后勤机构配合，在从前线到通江苦草坝的三四百里的路上，建立了各级兵站系统，组织成千上万的群众运粮草、抬伤兵、搬运战利品。现在，新区的人民又这样欣喜若狂地欢迎我们，怎能不叫人深受感动、斗志倍增呢！

　　回想人川以来的战斗，哪一次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援。我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是我们的父母亲。只有扎根于人民之中，紧紧地依靠人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造福，我军才能如鱼得水，如鸟在林，如虎添翼，战无不胜！

　　忽然，一个中年男人领着几个妇女，出现在队伍前面。那个中年人捧着一个大包袱说：

　　“首长，这是五千块帕子，表表我们百姓对红军的一点心意！”

　　我急忙走上前去，接过包袱一看，只见一块块崭新的手帕上，用红线绣着“努力奋斗”、“红军万岁”等字样。我的心头一热，大声地对周围的群众说：

　　“乡亲们，我们红军保证多打胜仗，叫大家都过上好日子！”

　　我们在无数群众的热烈欢迎中，走到了南坝场附近的下八庙镇。中共川东军委书记、川东游击军总指挥王维舟同志率部迎接。王波同志给我们作了介绍。我看着这个又高又瘦，像个乡村教师的中年人，简直不相信他就是在川东地区赫赫有名的王维舟。

　　“早就听说你的大名了，真是相见恨晚呀！”我握着他的手说。

　　“惭愧，惭愧！有你们主力红军撑腰，往后我们的日子就好过喽。”王维舟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

　　“你们干得很好嘛，一口咬住他八个团，把刘存厚的心都咬疼啦！”

　　“咬是咬住了，但是要吃掉它，还得靠你们！”他停了一下，指着那些手持鸟枪、大刀、梭镖和棍棒的农民，若有所思地说， “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援，光靠我们游击军，恐怕还咬不住咧。”

　　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看到我们的战士正在和游击队员、当地群众亲切交谈，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此时，西边的太阳好像也被这动人的场面吸引住了，正嵌在地平线上的一片红霞之中。夕阳的余辉，给欢乐的会师场面涂上了一层庄严的色彩。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红四方面军与川东游击军的胜利会师，在红四方面军和川陕人民的斗争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川东游击军总指挥部里，我和王维舟一起研究敌情，确定了战斗方案。

　　当天晚上，两支兄弟部队欢聚一堂，共进晚餐。我和游击军的几位负责同志，还有当地的几位长者坐在一起，大家回顾过去的战斗历程，展望未来的美好前景，越谈越高兴，那几位老人都高兴得喝醉了。

　　晚饭后，我们和游击军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分三路向南坝场之敌发起攻击。激战一夜，将敌八个团全部击溃，抓了五百多个俘虏。

　　战斗结束后，我们将缴获的武器弹药全部送给了王维舟同志。

　　十月二十九日，方面军在宣汉西门外大操场，举行四万多军民参加的祝捷大会。会上，宣布川东游击军正式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从此，这支川东人民的武装踏上了新的征途，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

　　历时两个半月的三次进攻战役，歼敌两万，缴获长短枪一万二千余枝和大批军用物资，解放了仪陇、营山、宣汉、达县、万源五座县城，开辟了大片新区。刘存厚因弃城失地被蒋介石“革职查办”。这一巨大胜利，为川陕根据地军民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了更多的有利条件。在我军沉重打击下，川东一带的达官贵人、豪绅巨贾，相继逃避。住在万县、重庆一带的外国牧师、领事也纷纷逃往宜昌、上海。随着三次进攻战役的胜利，方面军部队发展到五个军，十五个师，四十四个团，共八万余人。根据地东达城口，西抵嘉陵江岸，南起营山、达县，北至陕南之镇巴、宁强，总面积达四万二千平方公里，人口约五百万，创造了川陕根据地的全盛局面。

　　对于红四方面军人川以来的这一段历史，毛泽东同志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由于红四方面军的远征，在遥远的中国西北部，开展了广泛的群众革命斗争，把苏维埃的种子广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区域中去了。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战，在不足一年之内，已经在二十余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已经发展了十倍以上的红军队伍，号召了整个四川的工农劳动群众与白军士兵倾向于苏维埃革命，在中国西北部建立了苏维埃革命新的强有力的根据地。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资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

　　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述，正确地指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充分肯定了川陕人民和红四方面军在对敌斗争中所建立的功绩，是对川陕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这一段斗争历史的合乎实际的科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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