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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别山不倒 红旗不倒(1)


  起义胜利后,由于各路大军云集县城,吃住都很困难,第二天,我们奉命返回家乡。一路上,看到人们集会游行,庆祝胜利,我们也是乐在眉梢,喜在心头。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到,反动派已经蠢蠢欲动,在背后向我们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夜,国民党反动派调任应歧十二军的一个师,突然袭击黄安县城。城内军民与敌激战半夜,打退了强敌的多次进攻,但终因寡不敌众,使已经解放了二十一天的黄安县城重陷敌手。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鄂东军总指挥潘忠汝在突围中壮烈牺牲,革命武装力量遭到严重损失。

  黄安城失陷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吴光浩等起义领导人和部分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转移到黄陂县木兰山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不久,蒋介石、汪精卫派遣大批军队进驻黄麻地区,对农民运动进行残酷镇压,无数革命干部和群众遭到剖腹、挖心、斩首、剥皮、抽筋、火烧、活埋、钉门板等惨无人性的屠杀。在麻城,敌人用机枪一次就射杀了革命群众六百余人,其状惨不忍睹,令人发指。那些豪绅地主则乘势纷纷拼凑反革命组织“清乡团”,“还乡团”,以百倍的疯狂、千倍的仇恨进行反攻倒算。

  恶霸地主李静轩尾随国民党匪军返乡后,立即办起了段家畈“清乡团”,残酷地杀害了我们六乡农协主席裴玉亭。还有不少农会干部、义勇队和炮队队员因来不及转移而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

  在群众的掩护下,我和十几个炮队队员,几次化险为夷,幸免于难。残酷的现实使我深切地认识到躲藏是不行的,惟一的生路是拿起武器和敌人斗。我和同志们商量了一下,决定上山打游击。从此,我们开始了“天当房,地当床,深山密林与敌捉迷藏”的游击生活:白天转山沟,钻山洞,夜间下山摸“清乡团”的岗哨,袭击土豪劣绅的住宅,处决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许多农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以打猎、砍柴、挖药为名,上山给我们送饭和传递情报。

  这年的腊月,遇上了历史上罕见的大雪。鹅毛般的雪花纷纷扬扬地飘了几天几夜,绵亘起伏的大别山成了银色的世界。山峦、沟壑、田野、村庄都被齐膝深的积雪覆盖着,天气异常寒冷。

  漫天的大雪给我们增加了更多的困难。敌人白天见烟就围,夜间见火就打,我们不能烤火取暖,只好挤在一起互以体温取暖。敌人在加紧搜山的同时,几乎封锁了所有的山垭路口,妄图把我们困死在冰天雪地中。我们没有吃的,只好将积雪扒开,挖草根和葛根充饥,有时也能寻觅到一点残留在树上的野栗子、野柿子,拐枣等野果。这些秋天成熟的野果,经日晒雨淋,天长日久有的已腐烂变质,散发出一股刺鼻的酸霉味,但为了能生存下去,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往下吞。我们的头发长得老长,衣服撕成了破布片,更为严重的是长期吃不到盐和米,浑身无力。尽管生活如此艰苦,环境如此恶劣,但没有一个人悲观失望。同志们紧紧团结在一起,互相爱护,互相体贴,哪怕弄到一点野果,都你推我让地分着吃。

  一天中午,柔和的阳光射进幽静的山林,裹在枝头上的积雪开始融化,雪水落在地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我独自一人坐在一棵大枫树下,寻思摆脱眼前困境的办法。这时,我的堂弟许仕明走到我身边坐下说:

  “世友哥,我们得想个法子,搞点吃的穿的,要不然同志们不饿死也得冻死。”

  “是啊,我正在考虑怎么办才好呢。你我都是党员,无论如何要带领同志们渡过难关。”我回答说。

  他沉思片刻,又说:“我倒有个主意。福田河东边的袁家河有一家地主,我曾在他家帮过工,对那里的地形熟悉,我们是不是去一趟?”

  我考虑了一下,说:“行,说干就干,今晚就动手。”当暮霭笼罩山林的时候,我们一行十余人冒着严寒,踏着冰雪,消失在茫茫黑暗中。我们绕过福田河,经杜家河,直插袁家河,于半夜时分翻墙进了地主的宅院。

  地主一家老少看我们这些手持武器、衣冠不整的不速之客闯进房里,吓得缩成一团。许仕明对老地主说:“你不要害怕,我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是来借粮的,只要你答应我们的条件,决不伤害你家一个人。”

  那地主连忙点头哈腰地说: “好!好!鄙人尽力效劳!”

  就这样,我们很顺利地搞到了一些急需的粮食、食盐和衣服。临走时,我对那地主说:“今后不许你欺压穷人,你每干一件坏事我们都给你记着,随时找你算账。”那地主头点得像捣蒜,一连几个“是!是!是……”

  当我们走到村东头时,突然与“清乡团”的巡夜队遭遇,我立即命令大家快跑。刚出村里把路,袁家河的“清乡团”就紧紧撵了上来,子弹“嗖嗖”地从我们头顶飞过。我们边打边撤,敌人紧追不放。我一看天快亮了,如不赶紧摆脱敌人,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果断地命令大家,迅速向茅家山转移。

  我和郝光德趴在雪坑里,掩护同志们撤退。我们先举枪撂倒了跑在最前面的两个敌人,后面的敌人吓得趴倒在地上。我看同志们已经跑得无影无踪,就和郝光德斜刺里钻进了一片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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