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回忆录二、拿起枪杆子

二、拿起枪杆子(1)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股腥风很快刮到大别山区，逃跑到新集的土豪劣绅以为反扑的时机已经成熟，便纠集了“红枪会”、“白枪会”、“黑枪会”、“孝子会”、“扇子会”等各种反动武装共一万余人，向乘马、顺河等区发动了猖狂进攻。

　　这帮匪徒打到我们乘马岗一带后，屠杀农会干部，迫害革命群众，捣毁农民协会，抢东西，拉耕牛，毁青苗，烧房屋，真是无恶不作。在匪徒们的蹂躏下，充满生机的麻城北乡一时变得阴风惨惨，妖雾沉沉，到处是凄惨的哭声，遍地是焦黑的灰烬。接着匪徒们又从乘马岗南犯，经过一路烧杀，于四月底包围了麻城县城，狂妄地叫嚣要“血洗麻城”。

　　当时，我们几个乡的一部分农会会员，撤进了麻城县城。在中共麻城县委的领导下，我们同城里的革命武装一起，奋起反抗，打退了匪徒们的多次进攻。县委又派王树声同志突出重围，到武汉搬兵求援。在中共湖北省委委员、湖北省政府负责人董必武同志主持下，湖北省各界组成了“麻城惨案调查委员会”，会同毛泽东同志在武昌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三百名武装学生，火速驰援麻城。围城的匪徒们闻讯魂飞魄散，仓皇北撤。我们乘马、顺河两区立即组织了二百余人的敢死队，配合学生军作战。学生军和农民武装以秋风扫落叶之势，一路横扫了磨角楼、王福店、乘马岗等地反动武装，摧毁了乘马区反动区长王既之在方家湾的老巢，救出了被匪徒们关押的农会干部和群众。接着又乘胜追击，一直打到新集附近。这次斗争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血的教训。为了保卫革命的胜利成果，必须拿起枪杆子，以革命的枪杆子来对付反革命的枪杆子；只有把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才能使革命斗争广泛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不久，黄麻两县相继建立了农民自卫军，并在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的各乡普遍组织起农民义勇队。

　　我们六乡农民义勇队于五月底成立，并从中挑选了十余人组成炮队，我担任了义勇队大队长兼炮队队长。我们义勇队和炮队总共有千余人。在后来的长期革命斗争中，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坚定不移地跟着党革命到底，有些人还参加了红军。很多同志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现在还在部队工作的，只有我和王必成同志了。我们名为炮队，实际上并没有炮，只有几枝鸟枪，其余都是大刀、梭镖，任务是打头阵，换句话说就是敢死队。

　　义勇队和炮队建立起来后，我们到处搜集破铜烂铁，架起铁匠炉，自己动手制造刀矛。有的队员把长竹竿的一头削尖，涂上猪血，再放在桐油锅里炸，这样的竹矛，照样能够捅死人。

　　要战胜装备、人数占优势的敌人，光凭大刀、长矛是不够的，我们决定从敌人手中夺取枪支武装自己。

　　在我们六乡东面，有个叫做福田河的集镇。反动政府在这里设有税局和盐卡，并派有一些武装盐警为其撑腰。他们与地方上的土豪劣绅狼狈为奸，搜刮民脂民膏，对四乡群众，敲诈勒索，大发横财。特别是那个外号叫“彭大头”的班长，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农民运动起来后，这帮家伙仍然我行我素，毫无收敛，仗着手上有枪，常常窜到乡村收捐逼税，乡亲们从心里恨透了这伙坏东西。

　　我和裴玉亭同志商定，瞅准机会下手，打击这些为非作歹的兵痞，以夺取枪支武装自己，扩大农民武装的影响。

　　一天晌午，有几个盐警倒背着枪，叼着烟，向我们乡走来。打头的那个又高又瘦，脖子上长着个很不配称的大脑袋，那模样活像一根长竹竿上顶着个笆斗，他就是人们恨之入骨的“彭大头”。看样子，这次又是来收税了。来得正好！我立即召集了炮队队员，如此这般地交代了一番，大家立即去分头行动了。

　　当彭大头那伙人刚刚在村头露面，我和几个队员挑着柴草迎了上去。

　　“站住！往哪儿去？”彭大头叉着腰，扯着破嗓门叫了起来。

　　“老总，卖柴去！”我一边往前走，一边陪着笑脸答话。

　　“要完税！”

　　“真新鲜，连柴草也要完税？”

　　“少废话，要不然全部充公。”

　　我看着彭大头那副架势，恨不得一拳送他见阎王，但一看队员们还没全部上来，便忍着性子和他周旋。

　　彭大头很不耐烦，嘴里不住地叫着“快交税！快交税！”两只贼眼却盯着我的柴草担子滴溜溜地转。

　　“弟兄们！快上来给老总交税哕！”我不动声色地打着掩护。等到队员们都上来了，我摘下了头上的斗笠，发出了行动信号。队员们立即抽出藏在柴草中的大刀、斧头，猛虎般地扑向敌人。

　　彭大头到底是个老兵痞，他见势不妙，“哗啦”一声把子弹推上了膛。说时迟那时快，胡德亏一个箭步冲上去，只见刀光一闪，那颗笆斗似的大脑袋滚出了好远。其余匪兵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当了俘虏。

　　乡亲们看我们扛着钢枪，押着俘虏走进村里，都拥了上来。

　　“炮队干得好啊！”

　　“这下总算给我们出了气了！”

　　大伙最稀罕的还是那几枝钢枪，像得了宝贝似的，左瞧瞧，右看看，你争我夺地瞧个没完。乡主席裴玉亭笑着对我说：

　　“这下炮队可洋乎啦！”

　　“有了这玩意，什么红枪会、白枪会的，就更不在话下了！”我拍了拍枪托，高兴地说。

　　不久，我们又从土豪劣绅家里没收了几枝钢枪，炮队也扩大到二三十人。武装斗争闹得更红火了。乘马岗一带

　　呈现出一派“山山岭岭铜锣响，村村寨寨红旗扬，家家户户忙打仗，男女老少齐武装”的战斗景象。

　　光阴似箭，春尽夏来。大别山变得更加生机勃勃。六月间，麦子刚刚下场，我带领炮队又忙着练起了武艺。村前的打谷场成了我们的练兵场。队员们有的在练瞄准，有的在耍大刀，有的在练刺枪，还有的在练对打。阳光下，刀矛飞舞，银光闪闪。

　　正当我们练得起劲的时候，突然祖师殿上空接连响起三声令炮。

　　这是紧急报警信号！队员们立即拿起武器，向祖师殿飞奔。紧接着，各村各垮都响起了“镗镗镗”的铜锣声，正在地里干活的义勇队队员，农会会员都带着锄头、扁担、刀矛、甲鱼叉，飞也似的向祖师殿跑去；妇女们、儿童们也拿着菜刀、木棒跟了上来。

　　祖师殿因山顶上有座庙而得名，山高四百多米，山势险峻，易守难攻，是我们六乡抵御福田河反动地主武装进攻的天然屏障。我们在山顶上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堆置了大量的礌石、滚木，并在山上日夜设哨，监视敌人。刚才的炮声，就是哨兵发出的报警信号。

　　我们刚刚爬上山顶，山那边的敌人也已接近了山头。我们“噼噼啪啪”打了一排子枪，把敌人压到了半山腰。好险啊，晚来一步就糟了。我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这股来犯之敌是福田河的地主民团和红白枪匪，约有八百多人。我们只有二三十人，虽有地形之利，但抵御如此众多之敌是相当艰苦的。队员们都暗暗下定了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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