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68)_朱亚民

六八

　　※附录五、朱亚民谈《碧血浦江》

　　——胡亦为

　　六集电视连续剧《碧血浦江》已经在上海电视台播出。1月9日，我遵照社领导的嘱托，带着录像带专程赶到无锡市大箕山，向正在华东疗养院疗养的原淞沪支队长朱亚民同志（本片主角——游击队长郭良的原型）汇报，听听他的意见。我是第一次和这位名震浦东的抗日老战士见面。朱老今年75岁，身材高大魁伟，握手十分有力，果然是武将气魄，可是他那满头银发配着一髯长须却分明像一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学者。朱老听完我的汇报，笑着说：“真想不到拍一部电视剧困难这么多，片子拍成功不容易，你们辛苦了，应该感谢你们。”

　　疗养院用的是闭路电视。在放映《碧血浦江》的三个小时中，不时有人向朱老提问：“这是不是你？你们队伍里有没有女兵？你受伤后是不是藏在顾司令小姐的房里？……”朱老听了哈哈大笑说：“这是艺术加工！”

　　当天晚上，我再次拜访朱老，请他谈谈观后感。朱老略一思索就谈了起来：“讲艺术，我不懂。对历史进行艺术加工也是允许的，但有个大前提，就是写重大的事件必须符合历史事实。比如，韩鸿声确有其人，也是被我们打死的，至于怎么打的，在细节上作些艺术加工是允许的，你们戏里的处理就比真事生动。我们当时是化装去的，骗他说到日本司令部去开会。出门后，因为方向不对，引起韩的怀疑，他不肯去了，才被我们打死，情节比较简单。现在处理是在韩60大寿的时候，场面热闹，观众要看就蛮好。

　　不过《碧》片的整个的历史背景的主题来看，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突出对敌的武装斗争。那时候，主要矛盾是消灭日本侵略者，这是开展一切斗争的中心。我们奉命开展反‘清乡’斗争重返浦东时，只有12个人，武器也不好，是分散开来的，偷偷摸进去的。这样一支小队伍，要和装备精良，趾高气扬的日本鬼子打仗，其艰苦性可想而知，可不像你们戏里那么容易。如果真是骑着自行车大摇大摆闯进去，我们早就被吃掉了。”说到这里朱老忍不住爽朗地大笑起来，“由于我们党的领导，有当地群众的掩护，才得以生存，发展。到后来队伍发展到一千多人，这是无数烈士和老百姓用鲜血换来的。当时，我们并不怕敌人的机枪，倒是日本人的曲射武器——掷弹筒打死我们不少同志。”讲到烈士牺牲时，朱老声音渐渐低沉下来：“现在看到的大多都是游击队和敌伪之间的斗争。不应该把与伪军之间的斗争作为主线。既然以淞沪支队为题材，我们在浦东地区的几场大的战斗不能一点不提。比如朱家店战斗，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群众报信，我们策划，然后一网打尽，很有情节。现在总参已把这个战例编到教材中去了，说是抗日战争一个战斗范例。写淞沪支队不写这一仗，岂不是很遗憾吗？

　　其次，党的领导在戏里表现得也不突出，好像我们浦东地区一直是围着伪军之间狗咬狗的斗争转动，老是在他们之间的问题上想办法，定策略，甚至在刘铁城要接管胡汉雄营地时，游击队还去解围救援。我不是说不能加一点这类戏，但是用这些战斗代替我们在浦东的主要战斗场面就不妥当了。当地人都知道，那里只有我们这一支抗日队伍，打过哪些仗，他们最清楚，没有了这些，就不是浦东游击队而是其他游击队了。所以不突出浦东地区对日本侵略军的武装斗争，《碧》片的特色也就没有了。

　　第三，军民鱼水情写得不充分。大汉奸韩鸿生用鱼和水的关系，教日本鬼子切断我们与老百姓的联系，以达到消灭游击队的目的。恰恰相反，我们正是依靠浦东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巧妙掩护才一直坚持斗争，这一点倒是很可以写一写的。浦东就在上海眼皮底下，人烟稠密，村庄密集，离敌人据点最远6公里，最近的才半公里。游击队在这样缺乏后方、缺乏给养的条件下不断寻找战机，去打击敌人，确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这只有紧密地联系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现在《碧》片里用少米缺盐来表现当时的困难，实在是不了解情况，靠拍脑袋拍出来的。因为奉贤就有盐场，根本不缺盐。这样的描写不但不真实，反而冲淡了我们当时斗争的艰苦性，所以浦东地区游击战争的特色也不能真实地反映出来了。”

　　谈到郭良受伤后藏到伪军司令女儿的房间里，这不仅违背历史，而且是一个政治性的错误。郭良受伤得到自己同志或老百姓的抢救和保护，才是合乎历史逻辑的。这里朱老又一次申明他讲的都是历史和他的亲身经历。

　　接着他又谈起丁锡山这个人物。他对丁锡山很熟悉，他认为从全部历史看，丁这个人是不值得夸耀的，我们之所以还记得他，是因为把他最后归向人民，牺牲后被追认为烈士。现在把他当作正面形象，拔得过高，尤其是郭良的一段对他的评价太过份了，因为用的是真名应该掌握分寸，尊重历史事实。

　　对最后的结尾，朱老指出，如果写我们壮大成一千多人的队伍奉命北撤，比现在几十个人和丁锡山部会师效果更好，也更符合历史。说到这里，朱老不无感叹地说，“你们应该多和我们当事人谈谈，多了解一些当年斗争的实际，在这个基础上进行选择加工，一定会把淞沪支队抗击日军的历史表现更真实，现在说说已经无济于事了。”

　　回到招待所，我的心情仍然十分激动，作为《碧血浦江》的主创人员之一，我后悔认识朱老太晚了一步。他的意见很有见地，整个谈话始终不提个人，也不拘泥于历史事实，如果，我们早一点请教，我想《碧血浦江》是完全可以拍得更好一些的。朱老的批评（尽管他没有说这是批评）尖锐中肯，切中要害。艺术家如何看待历史真实和艺术之间的关系，如何去表现它，朱老无疑为我们上了一课。

　　※附录六、浦东的“平原游击队”

　　——薄小波

　　冒着大雨，我赶到苏州，在带城桥弄内，找到了那幢安静的两层小楼。小楼的门铃很特别，是一根拉线开关，一拉，整幢楼里就响起刺耳的铃声。先声夺人，一下子就让人感觉到一种军人的粗犷。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太太把我引进客厅，沙发上，端坐着一位留着一把白胡子的老汉，老汉天真地告诉我：“我这只门铃是一只警铃。”

　　这位81岁的白胡子老汉，就是当年威震日军的新四军淞沪支队支队长朱亚民。

　　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事迹，不少都已为大家熟悉，可是当年就在大上海敌军眼皮底下活跃的一支抗战队伍——新四军淞沪支队的事，却一直鲜为人知。《大江南北》杂志的周苏烽告诉我，新四军浦东淞沪支队，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主要的一支在上海地区坚持活动并发展起来的抗日力量。由于是在日军的心脏边缘活动，淞沪支队的抗战故事，实际上要比著名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描写的更为精彩。至今，在浦东南汇、奉贤等地，淞沪支队支队长诸亚民（朱亚民当时的名字）的名气，绝不亚于“李向阳”。1981年，朱亚民回浦东重游故地时，还有数千名群众冒雨自发赶来，一睹这位当年日军悬赏十万军票通缉的抗日英雄的真面目。

　　就在这位威名赫赫的浦东“李向阳”家里，这位老军人向我讲述了他和他的“平原游击队”当年抗战的一件件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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