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60)_朱亚民

六〇

　　太湖剿匪结束后，我到了转业干部速成中学当校长，校部设在现无锡市委机关的所在地。下设江阴、教育学院、亭子桥和常熟四个分校。到这所学校来的，从排级到师级，哪一级干部都有，而以营、连干部为最多，团级干部也不少。我自己也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不久，速成中学结束，学员也全部分配，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留下的师资队伍，由速成分校校长胡辛石等同志负责，后成为组建现在徐州师范学院的基础。

　　1954年，我要求转业到地方工作，经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同意，转业到了江苏省工业厅。1954年5月至1958年4月，我任江苏省工业厅副厅长、厅长、工业厅党组成员，后任党组书记，也是江苏省委委员。1958年工业厅分为重工业厅和轻工业厅，我任轻工业厅厅长、党组书记。1964年2月，我调任苏北，任盐城专员公署专员、地委常委，因经常下乡检查指导工作，脚又不方便，组织上就把我调回城市工作。1965年9月，我任苏州市市长、市委副书记。1967年2月任苏州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8年1月任苏州市委副书记，1975年11月江苏省委领导决定我离开领导岗位，1982年正式离休。

　　※附录一、我早期的工人生活和斗争

　　——朱亚民

　　§1．上海的学徒生活

　　我原名朱永林，老家在常州戚墅堰石家桥。旧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农村破产，人民贫困。我家和许许多多小城镇居民一样，生活极端困难，想方设法到上海去寻出路。祖母、母亲在上海先当奶妈，后做佣人。父亲在上海码头做苦工。几个叔叔也在上海学生意当工人。我14岁时，虚报了2岁年龄，进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厂当徒工。

　　上海中华书局，在当时是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大企业。它是辛亥革命后，由浙江桐乡人陆费逵创办的。他以“完全华商自办”为宗旨，出版新学制教科书等与同行业竞争，颇有声望。

　　中华印刷厂的学徒工，第一年每月工资7元，第二年9元，第三年11元。工作从上午8点到下午5点30分，共8个半小时。超过这个工时是“加班”，下午5点30分到8点30分，为“半夜工”；到晚上9点45分，为“三角得”，即四分之三工资；到11点为“全夜工”。通夜工有半天休息。老师傅的工资相当于最低学徒工的1倍至2倍。闹工潮后，学徒工工资增加到9元、11元和13元（满师）三种。

　　我们这些刚从乡下来上海的学徒工，没有家庭，厂里又没有食堂，吃饭都吃“包饭作”。每月约4元、5元、6元不等，菜一般化，饭能吃饱。中华书局职工大多住在民厚里、嘉禾里、正明里等石库门房里。这些住宅都是房地产老板购地建造的，他们租给二房东后再出租给三房客。一个石库门洞，要住好多户人家。有钱的老师傅2个人租一间，也有单独租一间的。租一间至少在6—8元，相当于我们学徒工一个月工资。我们这些学徒工只能几个人住一间，每月2元房租，早收夜铺，连一张床也没有。

　　从表面上看，我们学徒工每月工资不是很少，但这些工资付了饭钱和房租就所剩无几了。如果生病歇工就更困难了。零花钱要靠加班工资。我除了身上穿的，有几件替换衣服，几乎一无所有，真正是无产者。在上海，像我这样的学徒工还算好的哩，有的连工作也找不到，或者做些临杂工，每月拿五六元钱，只能去住棚户。上海这个国际性大城市，对少数地主、资本家、买办等有钱人来讲确实是天堂，而对大多数劳苦大众来说，就是地狱。

　　印刷厂工资高的工种，都要有文化的。我文化低，只能做低工种活。自己印的书看不懂，只能看些连环图画一类。为了学文化，我与中华厂的一部分工人一样，上完夜班，就去夜校读书。为了加8点半那一班，我就到曹家渡的肇基中学去上夜校。因为这个夜校要9点多钟上课。从工厂到学校要走30—40分钟，我一下班就跑步赶去，读完书回家已12点，每月学费2元，相当于我的加班工资。教我们书的也是些失业的穷教师，有的是大学生。我就靠在“夜校”的学习，打下了一些文化基础。那时，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刊杂志品种多、范围广，我利用休息时间，常到图版科仓库里去看书，也得到了不少有用的知识。

　　§2．到中华书局香港分厂

　　我在中华印刷厂做学徒时，开始在名片课。1931年8月闹工潮后，名片课合并到零件课，就到了零件课，主要印刷名片、有价证券、封面、商标等。

　　1932年孔祥熙任中央银行总裁后，中华印刷厂开始了印钞工作。我曾被厂里派到上海外滩的中央银行里专门印钞。钞票是美国印钞公司印的，我们只是加印“签字”和“印章”。1934年，中华书局正式承接中央银行角票印刷。1935年到1938年，中华书局印钞业务大规模扩展，成了国民党政府的主要印钞工厂，这个企业由于孔祥熙控制的股本占多数，实际也成了官僚资本企业。我成了中国第一代的印钞工人。

　　“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局势越来越不稳定。中华书局印刷厂加快向香港分厂转移。香港分厂建于1933年夏，厂址在九龙北帝街即与有名的古迹“宋皇台”和启德机场很近，占地20余亩。厂房建筑除装订课等少数几处两层楼外，其余都是平房。抗战初期又新建了3000余平方米的三层楼和其他一些平房，供沪厂印钞部迁港使用。港厂所用的部分机器从外国购进，部分人员从上海总厂调去。

　　中华印刷厂要转移香港，开始好多工人不愿意去。说香港物价高，有瘴气。老板用优惠条件动员工人去。我是1936年9月到香港的。到了香港，上海去的长工，每月工资港元30元到40元，免费住工厂宿舍。像我这样的长工，带家眷在香港可勉强生活了。所以，我把爱人潘兰珍从常州接了来。

　　香港与上海不同的是，香港是自由港。市场物价起伏大。贵了，东西就多起来了；贱了，就少起来了。另外，香港并不限制进步刊物的出版发行，那些进步人士如陶行知、张一麟等经常发表爱国进步言论，不像国统区“没有枪杆子就没有发言权”。香港政府表面上不管中国人的事，中国人由华民司管理。有趣的是，我们到了香港后，上海滩上为我厂服务的那些“包饭作”也跟着迁到香港来管我们的饭，价格每月8港元，比上海贵了些。

　　到了香港分厂，我在辅票课工作。中央银行的钞票原来都是美国钞票公司、德国德纳罗公司、英国华德罗公司印的，中华书局开始只印辅票（角票）。中华分厂印钞部迁到香港后，由于孔祥熙的关系，中央银行的部分钞票慢慢地转移到我们工厂来印。但开始印的是1元版，10元版还是美国印的，我们还只加印印章和签字。抗战开始以后，中华书局香港分厂事实上成了国民党政府的主要印钞工厂，是国民党政府金融机构的要害企业。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