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37)_朱亚民

三七

　　§6．紧张、艰苦的部队生活

　　由于我们经济工作做得好，部队有比较可靠的经济来源，但我们部队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衣、食、住、行，仍然是很艰苦的。

　　我们穿的是浦东土布，有的还是用废旧料拼制缝补而成的。有时也有点洋布，那是很少的。特别是“清乡”开始那一年，已经到了农历的十月份，我们还穿着单衣。我穿的一般是浦东老百姓用洋纱织的俗称“两隔一”的土布，那已经算是“出风头”了。脚上穿的多数是有鸭舌头的松紧鞋，少数还穿用布条和绒线打的“草鞋”。皮鞋是不穿的，当然化装执行任务那是另一回事了。如果下雨天，那只有打赤脚，有雨鞋的是少数。敌、伪军的制服，我们偶尔也穿穿，但这是很少有的。冬天，每人发一条1公斤重的小棉被。冷怎么办呢？只好底下铺点稻草，身上再盖点稻草，实际上就是钻在稻草窝里。所以，我们在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时，把“八项注意”里的有一项，就改成了“早起门板要上好”或者“早起稻草要捆好”。冬天，每个班有一件棉大衣，供哨兵穿着。1944年的夏天，我们的经济条件有了好转，每人发了一块纱布，睡觉时盖在脸上，防止蚊虫叮咬。中队干部与战士一样待遇。只有我们支队部的几个干部，才每人有顶小蚊帐，算对我们的优待。

　　我们部队在吃的方面，也是十分艰苦的。通常是咸菜汤或青菜豆腐汤，有时也吃一点猪肉、百叶结。1944年时每人每月500克猪肉，主食是大米。买菜是个问题，有时叫老百姓上镇买，有时自己化装后上镇买，但都要巧妙伪装和十分警惕，否则容易暴露。所以，通常只是向驻地老百姓买点咸菜之类的东西。我们打了胜仗，群众要来慰问，那些与我们有关系的统战对象也要来慰劳，送来不少鸡鸭鱼肉等荤腥，伙食就好了。津贴是很少的，干部战士同等待遇，每人每月伪币三四块钱，相当于现在的几毛钱，主要买点牙刷、牙膏、毛巾之类。那时香烟很贵，所以抽烟的人很少。那些抽烟的战士，连一个烟屁股也舍不得丢掉，四五个人轮流着还要吸它一口。我平时喜欢吃的就是一些大蒜、苋菜、金花菜、土豆、番茄、黄瓜、辣椒，还有俗称“独脚蟹”的发芽豆，这比起我的童年来，那不知要好多少倍。我们还喜欢吃麦粞饭，所以有时用白米饭与群众调来吃。酒，我能喝一点，但在那种游击环境里，只能偶尔喝一次，数量也是很少的，生怕误事。

　　部队每到一个宿营地，首先要派出岗哨，根据可能发生的情况，明确各中队战斗任务。住房统一分配，一切服从于战斗需要。关于住房，我们有个规定，只能住老百姓的客堂和偏屋，不准住内房。早晨起床后，立即打好背包，清理铺草，打扫干净，把老百姓的台、凳、椅、桌，按原来位置摆好。我喜欢睡门板、桌子，有时用两条长凳一拼，就睡了。晚上主要是靠蜡烛照明，一般都点在门后，不让亮光射到外面。睡觉前一般都要烧水洗脚，有时长途行军后实在太疲劳了，也有不洗脚倒下就睡的。由于稻草比较潮湿，又经常出汗，很少洗澡，就容易生虱子和疥疮，疟疾也比较多。

　　站岗、放哨是轮流的。白天，瞭望哨放在村子里，夏天多数爬在大树上。不但隐蔽，而且视野较宽。步哨都是化装成老百姓干活，在村外水、陆交通要道口负责警戒。支队部一般都设在村宅的中心，便于掌握情况和组织指挥，不设门岗。白天在外放哨，如果是带枪的，不能背在肩上，只能拎在手里，这样有农作物掩护，远处就不容易发现。晚上，有固定哨和流动哨，固定哨有严格的交接班手续，把发现的火光、听到的狗叫、周围变化的情况，都要交代清楚；然后将这些情况，由带班的汇集拢来，报告给值班干部。有特殊的情况，值班干部必须随时向我报告。在紧张的情况下，还有值班机枪。换岗的时间开始没有钟表，只好用点香的办法解决，由带班的负责叫，直到1944年后才有闹钟。带班的都是班以上干部。中队干部负责值班，都要查岗、查哨和查铺。

　　晚上的口令，有时用简单的口哨来区别，吹一下或者两下等。大多用单词，如“斗争”、“战斗”、“歼敌”等等，任意规定。一般都用一些与抗日和鼓舞斗志有关的词语。开始因部队小，又集中在一起，所以口令就由支队部掌握。后来，部队扩大了，各中队每天的口令，由各中队掌握，逐天更换。

　　我们在浦东这块狭小的土地上打游击，原地宿营的情况是很难得的，不管下雪还是落雨，都必须走。只有在走的中间，才能争取主动权。部队行军，完全靠两条腿走路，所以非常辛苦。浦东农村的青纱帐起来后，那就是我们部队活动的黄金时节，河浜两岸都有茂盛的秆棵、芦苇，隔浜就不易被人看见，加上分散的自然村宅，这对我们部队的行动非常有利。行军时我们这些指挥员，一般都是走在部队的前面，便于处理突然发生的情况，中队或区队干部必须有一人随尖兵行动，一旦碰到意外的遭遇，就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先敌开火，从被动中争取主动。我们的尖兵为了减少声响，经常打着赤脚或穿上草鞋在队伍前面开路。

　　在行军、作战中，我们信守的原则是：平时，安全第一，其他次之；战时，胜利第一，其他次之。长年累月的夜行军非常艰苦，容易疲劳，有时边走边打瞌睡。比如，打苏家码头和镇压鹤沙汉奸，我们奔袭和急行军，由于极度疲劳在完成了任务往回走的时候，不少人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边走边睡觉。特别是在下半夜行军，露水大，常常把衣服搞得很湿。雨天行军更苦，路上走的人一多，就越走越滑，后面常常有人跌倒。如果在河边行军，也有滑到河浜里去的。偶尔也用船行军的，但用船行军目标较大，不太安全，又兴师动众，多用民力，如果碰到敌人，一下子又展不开兵力，所以极少使用。

　　当时我们支队部有十几个人，除我和张席珍外，还有秘书鲍季良同志兼党总支书记、参谋杨明德同志，以及几个小通讯员。他们是十几岁的小鬼，所以称他们为“小鬼班”。支队部的“小鬼班”，最早是杜锐等，接着有金文华、董金根、潘海根同志等。这些“小鬼”苦大仇深，阶级觉悟高，打仗机智勇敢。我们领导一天也离不开他们，与他们感情也特别深。小战士们不仅侦察敌情，传送情报，参加战斗，甚至也去执行一些特别任务。

　　支队部有个短枪队，人数不太固定，少时仅五六人，多则一二十人，主要任务是侦察敌情、保卫支队部和执行一些其他的特殊使命。我还任命了好几个副官，有张副官、李副官、王副官等，有些记不清了。副官主要是为执行支队的临时任务，为方便对外活动而设立的。他们有时在部队，有时在外面，也做保卫工作。朱伯英同志也是我部的副官之一。部队北撤后，他留在浦东，成为“浦东总队”一个主力中队长。一次敌人把他抓住，关进死牢，在要枪毙他的前一天，他和另外两个同志挖墙洞越狱逃出，一直坚持斗争到解放。支队部还有二三个炊事员，一个顾生祥，一个姚小笃，还有一个宁波师傅，名字忘了。后来部队大了，饭师傅也多了几个。一般每隔一周，我们支队部的干部，总要自己动手做一天饭，好让炊事员同志休息一下。在部队里，炊事员是最辛苦的，每天起身最早，睡得最晚，行军时负担也最重。我们的炊事员年纪都比较大，如炊事员顾生祥同志，那时他已40多岁了，而我才二十七八岁，所以在行军时我也常帮他挑挑东西。我们支队部还有挑夫。我的挑夫是张朱家宅人，姓李，大家都叫他娘舅，听说前些年刚去世。鲍季良同志的挑夫叫王琴香，已病故，奉贤东新市人，他的年龄也较大，所以也叫他娘舅。后来，每个中队也派了一个公勤人员，也是“小鬼”，帮助中队干部做些杂务，来了客人负责烧茶招待。1944年3月以后，各中队也建立了伙食单位，在行军时，中队干部亦经常帮助炊事员挑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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