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35)_朱亚民

三五

　　收缴的救国公粮都是“代金”。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我们根据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减租减息的主张，告示农民：农村每亩征收2升半米的“代金”，合当时伪币100元，无田免收。这个数额只有敌伪各种捐税的1B5不到。我们规定，什么“牛捐”、“船捐”等一律废除，并且发动农民抵制汪伪“中央”、“正统中央”的各种苛捐杂税。在征缴税款中，还拨出一部分资金支持农村教育，补贴教师的生活。在我们的控制区，严禁任何人以任何借口给老百姓乱摊派乱收费。如有检举，违者必究严办。有个姓王的常备中队长，是黄家路外面的人，吞吃了一个乡的爱国捐，民愤极大，事情被揭发后，我们按军法条例把他严厉惩处了。在我们控制的征收区，收费公平合理，农民实际负担大大减轻。这也是我党取信于民的重要原因。

　　钱粮征收和我们部队给养供需这项重要工作，是由鲍季良同志全面负责的。

　　鲍季良原是南汇县的一个小学教师，为人正派，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共产党员。早在抗日战争初期，他就投身了抗日救亡活动，参加了周大根的“保卫二中”。连柏生在南汇成立“抗卫四中”，就邀鲍季良协助工作。我初次到浦东时，他已经是支队部管家了，大家都亲热地称呼他为“鲍秘书”。实际上他还参与了部队许多方面的组织工作，是我们领导的左右手。1942年，他随五支队去了浙东。1943年6月，浙东区党委派他回浦东协助我工作。回来后，他任党支部书记分管的就是部队经济工作。他工作任劳任怨，踏踏实实，一丝不苟。尤其突出的是，我们部队的钱粮收缴存储都由他一人经手，身上经常带几万现金，但他自己从来不花公家一分钱，克勤克俭，艰苦朴素，廉洁自律，对部队的钱粮账目搞得清清楚楚，毫厘不爽。他经常讲，这些钱是老百姓的血汗，是用战士的鲜血换来的，要用到抗日上去。这对那些贪赃枉法、一心发国难财的敌顽和反动分子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经济工作，关键要用好人，要挑选廉洁奉公的人，又要严格管理，警钟长鸣。这是我们浦东经济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

　　§2．在敌据点征缴爱国捐

　　爱国公粮代金，主要在我们控制的农村征收。那么敌伪控制的城镇据点怎么办呢？我们就通过伪商会会长或乡、镇、保长和催征吏，征收抗日“爱国捐”，这是我们浦东特有的做法。我们决心这样做，一是为了通过征收“爱国捐”从经济上、政治上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另外是减轻农民负担，扩大财源，增加收入。浙东区党委对我们这种大胆而又有创造性的做法，予以很高评价。这一办法收效也很大。

　　为了完成农村和市镇繁重的征收任务，我们按区成立了征收队，任命一批征收主任。奉贤的征收主任是卫民，卫民同志牺牲后由张圮接替。南汇一、二区为夏筱塘；三区黄川农；五区王守江，又名申善根；六区莫伯如，北撤时牺牲；七区叶五，1944年牺牲，后由黄松涛继任，北撤时牺牲；八区为张磊。其中三区和八区，因在敌人控制区，我们还配上了短枪队，协助征收。

　　具体征收工作，都通过催征吏进行。每次在开征之前，征收队先要召集乡保长和催征吏开会，向他们宣传抗日道理，交代征收政策和办法。这些催征吏一般都能协助我们认真征缴，但也有一些反动的伪乡、保长，不仅抗缴爱国粮，而且威吓催征吏，甚至迫害征收主任。对这些极个别有罪恶和民愤的反动分子，我们就给予打击和镇压。

　　进入敌人据点征收爱国捐，要比农村复杂和危险得多。我们的征收人员要化装混进据点，找关系人，把支队部征收“条子”传进去，然后再派人联系，约定时间、地点以及解缴款的办法。开始比较困难。敌人据点布防严密，那些伪乡镇长和商会会长，有的怕遭日军报复，左右为难；有的则“不见棺材不落泪”，能拖则拖，能赖则赖，巧于应付我们。工作做了很多，收效甚微。后来，由于我们部队反“清乡”战果赫赫，那些开明的士绅和伪职人员，在我们的教育下，也愿意积极协助我们征收了。我们还规定，凡是协助我们征收爱国捐的，按一定比例给予手续费，让这些人也能获得一些实惠。每一个据点，该征多少，都由我们支队部按市镇大小，工商企业经营情况统一核定，大的最多500石米的代金，小的100石米的代金。金额原则是：“大商多收，中商少收，小商小贩不收”，公平合理摊派。

　　大团镇汉奸韩鸿生被我们处决后，由周士奎接任大团镇商会会长。1943年初，我们派林志杰带我亲笔信去找周士奎，要周士奎召集大团镇工商界筹办军饷500石大米。林到周士奎开的“大盛和花米行”找周，周不在，受到经理室的盛根生热情接待。盛表示：“事关重大，等会长回来后再作答复。”周回来后，看了我的信，背着敌人，把商界召集起来，按照我们规定的“大商多收，中商少收，夫妻老婆店不收”的原则，摊派下去，很快完成了征收爱国捐的任务。这笔征粮经费，由周巧妙地委托良同济药店代收后，再集中交给鲍季良。完成后周还派盛根生来支队部专门汇报了征收过程。我们赞扬周士奎有爱国实际行动，不当真汉奸，欢迎周士奎先生团结工商界，为支援抗日，有力出力，有钱出钱。

　　§3．藏粮于民，保障供给

　　我们向农民和城镇工商界征收的“救国公粮”和“爱国捐”，都是钞票。这些钱，首先是购买粮食，以保证我们部队的供应。粮食不能随身带，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在我们活动的地区，建立各种大大小小的粮食储存点。部队转移到哪里，哪里就有我们的“粮库”，以随时保障供给。这些“粮库”都选择在十分可靠和容易掩护的地方。

　　南汇县和奉贤县交界处的徐家宅徐根海家就是我部重要的储粮点之一。它时间长，储量大，发挥的作用也很大。这个储粮点是我在反“清乡”前，于1941年南进奉贤时秘密建立起来的。

　　当时我兼做民运工作。游击区从南汇向奉贤发展，徐家宅在两县交界处。地址是中心桥以南，东新市以北，距新场、大团差不多有5公里。我们部队经常在此宿营或进出。为了建立比较稳固的驻地，我在徐家宅这一带，组织“青年救国会”的群众团体。徐家宅有个名叫徐根海的青年，也热情参加。他家是有100多亩地的中小地主。但徐思想进步，是个热血青年。于是我就与徐根海商量，在他家设了一个联络站，部队不在他家宿营，主要是储存粮食，兼送情报。我们进驻这一地区后，部队宿营在南汇唐家圈盘的邵家宅和奉贤的乔陈家宅一带，吃粮就到徐根海家去拿。有时我们的粮食吃完了，就吃他的。在他家我们一般存放数十石米。选这样的家庭存粮，敌人是不会怀疑的。因为，这么多粮食与他们的经济地位相当；如果存放在一般老百姓家，就要引起敌人怀疑了。

　　但是，与徐根海一起参加“救国会”的邵梦星，图谋不轨，要去敲徐根海的“竹杠”。邵梦星的父亲是个催征吏，邵家与上海国民党军队的王敬久师长有联络亲。邵把徐根海骗到伪军范根才部，要徐根海拿出一笔钱来，否则他就要告发徐通共产党。徐根海怒斥邵梦星贪财忘义，不要脸皮。邵梦星凶相毕露，把徐根海枪毙了。后来我部了解这个情况后，将凶犯邵梦星镇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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