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21)_朱亚民

二一

　　为了搞到“口令”，我找新场保长张祖德商量，他当时是接近我们的，我们部队经常驻在他家。我问他：“有没有办法搞到新场的口令！”他表示试试看。刘部有个司务长叫沈墨予，三灶人，张把他介绍给我，要我与他直接谈。我就把沈墨予找来，对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见他有反正之意，我就说：“如果你不是真汉奸，就把口令拿出来。送出来的口令如果是假的，那就不要怪我们对你不客气。”沈回答：“这能办到，但口令是要变的，我拿出来后，你们能不能及时赶到？”“这你不用担心，一切由我们安排。”我向他提出，要选择在伪军发饷那天的“口令”，不要其他时间的。他表示照办。为啥只要发饷那天的呢？因为伪军有个习惯，凡逢发饷，不是抽头聚赌，就是吆五喝六地大吃大喝，选择这种时候攻其不备，打进去最有把握。另外，我还对沈墨予交代清楚，为保证安全，你“口令”一旦送出，就设法避开。你要参加我们队伍，欢迎你，否则就给你一点钱回家去过日子。

　　4月的一个晚上，沈墨予把当晚的“口令”传了出来。

　　我迅速把部队集结到张祖德家附近，这里离新场仅二三里路。我们共20多人。具体分工是：我带领张正贤等攻击伪军兵营，为防止日本鬼子支援夹击，留许培元等12人在外边警戒。

　　子夜11点左右，我们隐蔽地开进了新场。敌人哨兵看到我们，举枪高喊：“口令！哪一部分的！”我们回答了“口令”。敌人就放下了枪，但十分疑惑地注视着我们的行动。当接近哨兵时，我们一个箭步猛扑过去，把他嘴唔住，缴了他的枪。我手一挥，战士们直冲伪军营房。营房里的敌人发了饷，赌兴正浓。我们高喊：“不准动，缴枪不杀！”“你们被包围了！”楼下的敌人个个呆若木鸡，举手投降。但楼上有一部分伪军也在赌钱，听到下面出事了，马上翻身爬到屋顶上。没有武器的只顾逃命，带武器的爬在瓦楞上朝楼下打枪。我们立即还击，有的被打死，有的慌忙逃命了。战斗很快结束，缴获机枪1挺，步枪几十支。我们把伪军集中起来，卸下枪机，把枪支和其他物资叫俘虏背着，机枪和子弹我们能背的全部带走。除留下给我们背东西的伪军外，其他人经教育全部遣散，我们也迅速地撤离现场。

　　这一仗，时间很短，敌人虽有还击，但枪声不紧。西边日本司令部的敌人，因情况不明，不敢轻举妄动。我们撤出后，这些鬼子才探头缩脑，装模作样地出来救援。

　　这次战斗避强击弱，以少胜多，是反“清乡”以来俘获敌人最多的一仗。但是，战斗中跟我一起回来的路秋如同志，被屋顶上敌人的火力打成重伤，回到驻地后，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不幸牺牲。送“口令”的沈墨予后来参加了我们的队伍。

　　这一仗同镇压鹤沙汉奸一样，取得比预料还要好的效果。伪军刘铁城部的其他一些中队长，纷纷派人向我们表态，说他们不是真汉奸。后来，日军发觉刘部不稳定，对刘也不信任了，就把这个团调防到崇明，这对我们活动大为有利。

　　§4．“杀狗”、“扎白巾”

　　从1943年春夏开始，敌人的“清乡”进入第二阶段，即所谓“高度清乡”阶段。

　　“高度清乡”是鬼子自己起的名目。前一阶段，敌人搞点面结合，全面出击。我们抓住它的薄弱环节，打它的“检问所”和小“据点”，把那些外地来的和土生土长的死硬汉奸抓的抓，杀的杀，敌人初期来势凶猛的“清乡”破产了。“高度清乡”实际是敌人在总结失败教训后，把锋芒都集中到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这里来。基本特点是兵力相对集中，活动由单纯的公开出击，转变为隐蔽和公开相结合，出击时间不分白天黑夜，次数频繁，一发现我们踪影，立即“围剿”。

　　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敌人策略的变化。当我们夜间活动和转移驻地时，经常发生与敌人正面相遇。敌人为了侦察我们活动规律，出动时经常换成便衣，刺刀上发蓝，使刺刀发不出反光，甚至把枪藏起来。有时化装成我们游击队的模样，以“失去联络”、“战斗失散”、“病兵归队”等谎话，欺骗群众。有时整队伪军化装下乡，夜间也宿在村庄上甚至农田里，生活上也模仿我们的那一套，一时搞得老百姓也弄不清楚。我们活动区的几个主要线路逐渐被敌人了解，他们就在我们途经的线路上伏击我们。在五堍桥和南汇到四团仓的公路上，就曾与敌人发生过多次相遇，打了几次遭遇战和消耗战。

　　为了应付这种新情况，我们首先动员群众杀狗。因为狗的叫声，给敌人当了“义务情报员”。我们部队出动到哪里，再隐蔽也瞒不过那些嗅觉灵敏的狗。敌人只要听到狗叫声，就估计我们部队可能在活动，他们就紧跟而来。我们要求地方党协助，动员群众把杀狗作为抗日的实际行动。我们部队也有一条很好的狗，晚上帮我们站岗放哨，为了作出榜样，也只得忍痛把它杀掉了。经我们工作后，大多数群众把心爱的狗杀掉，有些群众不忍把狗杀掉的，晚上就把狗关起来。这个工作做得很快，不多久，狗叫声听不到了。我们夜间的行动，敌人也就捉摸不住了。

　　敌人还收买了一批民族败类，充当他们的秘密坐探。原来敌人情报主要靠伪政府、伪警察、伪军、守备队、宪兵队、特工队、军工等六七条线收集和传送，像蜘蛛网一样。开始蛮灵的，后来不灵了，情报不来了。因为那些“土”“洋”汉奸被我们收拾掉了。于是，他们变换方法，建立秘密坐探。他们就在我们驻地找一些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不三不四的人，用钱收买他们当坐探。他们不必出去侦察，只要发现情况报告就可以了。秘密坐探又不容易引起我们注意，但危害很大。

　　只要我们驻地有一个秘密坐探，我们就会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对付这些秘密坐探，我们主要依靠地方党和基本群众，一面教育群众要提高警惕，防止上敌人的当，对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严密控制好；一面通过群众上集镇的机会，注意敌人的动态，并将情况及时报告我们。我们也在敌人的据点和活动区布置“耳目”，敌人有什么活动，我们也能及时了解。这关键是人民群众站在哪一边。尽管敌人伪装巧妙，最终也骗不了群众的眼睛。因为在夜间活动，就是敌人化装下乡，群众也很快会识别他们。敌人穿的是皮鞋，走路声响比我们大；为了怕我们袭击，刺刀都装在枪上；甚至走路的姿态也有很大差别，这些人总是无精打采，贼头鼠眼，与我们抗日战士精神焕发，斗志昂扬的情绪完全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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