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19)_朱亚民

一九

　　§6．为战友讨还血债

　　要斗争就会有牺牲，在反“清乡”斗争初期，我们牺牲了几位很好的同志，除董金根外，还有朱刚同志和金文华同志。敌人欠下了我们一笔笔血债。

　　朱刚原是“吴仙鹤守望队”的一名骨干，1941年初参加“五支队”一大队，担任常备队的区队长，后来又担任中队长，表现很好。部队南下浙东时他留在地方，主要在梁典、周家弄、新场以南一带活动。我们重返浦东后，他就归队了。

　　我们在三灶一带活动时，朱刚同志发高烧，不能随部队活动。我就找了当地姓倪的一个伪保长，把朱刚安置在倪家宅一户农民家里养病。那家只有母女两人。谁知那个女儿是刘铁城手下一个伪军的姘头，这个女人向伪军报告朱刚是共产党游击队员，伪军报告了刘铁城，刘又报告日本宪兵队。

　　一天夜里，刘铁城部队把朱刚住的宅子团团围住，把正在养病的朱刚抓走了。他们将朱刚同志先押送到周浦，不久押到南桥，后来又押到新场。在周浦日军司令部，敌人企图以“高官厚禄”收买朱刚，他毫不动心；转而使用酷刑，仍无法得到半句口供。丧心病狂的敌人，竟残忍地用粗铁丝穿进朱刚的锁骨，拉着他在南汇的周浦、南八灶、汤家木桥一带和奉贤的南桥、蔡家桥等地游街示众。一路上，敌人要朱刚认指与我们有联系的群众。当朱刚看到这些群众和熟人走过来，敌人问他：“这些人你认得吗？”朱说：“不认识。”到了一个村庄，敌人问：“游击队在这里住过吗？”朱说：“没有住过。”敌人问：“你住在哪里？”他说：“我没有住的地方。”朱刚承受着精神上、肉体上的巨大痛苦，默默地从他所熟悉的村庄和老百姓面前走过，坚强不屈，不留一句口供。他知道不能讲一句真情实话，否则凡是游击队住宿过的地方，敌人会把房子全部烧光，凡是帮助过游击队的老百姓，都要吃苦受罪，甚至坐牢。

　　敌人对朱刚毫无办法。后来把他押到新场。我们部队一直在想办法营救他，但在新场关押时，朱刚落到在墩头陈战斗中漏网的一个姓刘的匪徒手中。1942年10月4日拂晓前，这个匪徒丧心病狂地用棉絮活活地将朱刚塞死。朱刚同志为了革命，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英勇地牺牲了。

　　支队部的小通讯员金文华同志，他年仅16岁，但入伍时间比我还早。他原是周大根二中队的小勤务员。我重返浦东时，挑选他当通讯员是因为他对各方面情况很熟悉。他与老百姓亲密无间，只要他一敲门，不少群众就知道是谁来了。因为人小又是大孩子，敌人不注意他，经常到敌人据点里去探听敌情，许多事情我们不便活动的，他能办到。他是我们非常出色、机智勇敢的联络员、侦察员。一天，他在新场中心桥一带活动，被敌人发现。敌伪军就盯梢追击。他没有带武器，先躲藏在稻田里，后又往外跑了。追他的是伪军顾桂秋部的中队长王宝根，又名王英，这家伙很反动，为了讨好主子，竟连开三枪，把我们金文华同志打死在稻田里。这个年仅16岁的游击队员，光荣牺牲了。王宝根的公开身份是伪军中队长，暗底里又是日军田中义一系统的特务，是个罪大恶极的双料汉奸。我们决心要为烈士报仇，讨还血债。

　　1943年夏初，我们了解到王宝根住在大团镇上。我就派熟悉大团情况和地形的小队长朱印天同志，去完成镇压王宝根的任务。朱印天到了大团，住在一个关系家里。为抓获王宝根，朱联络了要好的同学吴伯平、王祥连和林志杰。林在王宝根住处对面，潜伏了整整一天，摸清了王宝根第二天要去一家饭店吃面，吃完可能乘船去上海或南汇开会。第二天清晨，正是早市的时候，朱印天带了王祥连、余九华赶到饭店，人多不好下手。王吃完面，果然乘船往上海去。朱等跟到二灶港船码头，王已上了船。他们3人立即抄小路追到机口庙去拦截。在离大团不远的机口庙以西的一座桥上，朱印天站在桥上。等王坐的船过来，他拔出手枪命令船老大靠岸。王一见大惊失色，马上催船老大快划。朱印天看王要逃走，瞄准王宝根一枪。王应声倒下不能动弹，船也靠了岸。朱印天跳上船把王宝根拖上岸，就地击毙，并掏出事先以我名义写的一封警告信，塞进王宝根尸体的口袋。信的大意是，谁与抗日的五支队作对，王宝根的下场就是他的榜样。我们这一行动对那些敌伪军官震动很大。

　　§7．树起了鲜明的旗帜

　　在我们的连续打击下，敌人的“清乡”步骤已全部打乱。他们不得不慌忙收缩。那些仅有三五个鬼子带个把班伪军设立在乡下的小据点，都被迫撤走了。被敌人强行拉到“自卫队”放哨的老百姓，也陆陆续续回去了。这样，我们的活动天地日益宽阔。队伍一天天扩大，短枪队变成了长枪队。1943年初发展到三四十人，五六月份，发展到70多人，拥有机枪3挺、长短枪60多支的游击部队。

　　我们在敌人“清乡”的竹篱笆合拢前，从浙东返回浦东，一直到敌人“高度清乡”的后期，前后长达8个月时间，同上级失去了直接的联系。朱刚中队长牺牲后，一些商人把消息传到浙东，变成了“诸队长牺牲”了，不少浙东同志还真以为是我牺牲了呢！8个月后，我们终于恢复了同上级的联系，我要求上级迅速调干部来，因此一些同志陆续回浦东。其中，翁阿坤（又名翁利民）同志，石匠出身，共产党员，老二大队的机枪手，机智勇敢，非常能打仗，他回来后我们组建的一个中队，由他任中队长。陈友新（吴掌林）原任奉贤地方党民福支部书记，地方党推荐给我们，1941年6月他同蔡群帆、林有璋去浙东时，任“五支四大”二中的指导员。现在我们任命他当翁阿坤中队的指导员。

　　1943年6月，浙东区党委又派鲍季良等同志到浦东，进一步加强领导。鲍季良是“保卫二中”的老同志，在“五支队”任秘书，回浦东后负责经济工作，以后还兼党支部工作，成为支队的重要领导成员。

　　我们初回浦东时，沿用的是五支队的番号，我公开身份还是大队副，支队长仍由连柏生同志挂着，老百姓习惯地称我们为“连柏生部队”。后来部队在浦东的行文，已经改用我的名义，所以，群众开始把我们这支部队，称为“诸亚民部队”了。

　　在严酷的斗争中，我们的队伍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日益壮大，越战越强，在浦东大地树起坚决抗日的光辉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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