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11)_朱亚民

一一

　　我们的参观没有按原计划完成。因为军部得到情报，敌人即将进行“扫荡”，新四军军部准备转移。金子明另外择路返回上海。我和张席珍按原路折回启东。当时启东的地委书记是向明同志。他接待了我们。在那里，又听了饶漱石关于党性的报告。然后脱下军装，换上便服，经南通的天生港，化装回到上海。

　　通过苏北根据地的参观学习，我们看到根据地军事、财政和地方政权的实践经验，尤其是少奇和陈毅两位首长高瞻远瞩的分析和重要指示，为我们浦东的抗日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以后我在具体领导浦东反“清乡”斗争中基本上按照这些指示精神，开展了各项工作，使浦东的抗日游击战争出现了新局面。

　　§6．到浦西开展工作

　　我和张席珍回到上海后，住在一家小栈房里，找熟人借了点钱过日子。

　　过了几天，路南特委吕炳奎同志来接关系。根据路南特委决定，金子明、张席珍同志仍回浦东，我受伤痊愈不久，要我留在上海的一个秘密据点，做恢复和发展浦西抗日武装力量的工作，我服从组织安排。

　　组织上要我来做这个工作，是有重要背景的。抗战初期，浦西的抗日武装斗争在上海郊县是发展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其中，特别是青浦顾复生同志和嘉定吕炳奎同志领导的抗日武装影响最大。顾复生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直到全面抗日才获释。他回来后，组织领导了青浦、松江一带的抗日武装队伍。吕炳奎同志是嘉定地区的地方领袖，他把组织的地方抗日武装交给了党。新四军东进到上海近郊，又使浦西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东进部队为了扩军，就把顾复生、吕炳奎等同志领导的队伍，全部改编为新四军东路三支队，由地方武装上升为主力部队。1939年底到1940年初，日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三支队从青嘉地区西撤到苏常太和澄锡虞地区，这一带就留下了空白。淞沪中心县委成立后，东路领导的基本意图是以昆东地区为立足点，开辟淀山湖游击根据地，恢复青东嘉定工作，争取与浦东打通联系，为叶飞、何克希率领的“江抗”主力南下作好准备。而这一战略要地，已被国民党忠救军大量渗透。当周达明同志率部准备接应浦东“五支队”在天马山会合时，发生了严重的谢石关事件。路南特委成立后，东路领导认为，为了打击顽固派，壮大自己力量，必须在这一地区，继续恢复和发展人民自己的武装。组织上就要我来做这个工作。

　　秘密地点设在法租界的马思南路（今思南路）附近的王三川弟弟王联芳家的一个亭子间里。王联芳是经商的，他同情支持革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直至剿匪斗争中，为我们做了许多情报和联络工作。与我同住在王联芳家的还有机要员康志荣同志（又名康星，现在北京汽车管理局工作）。不久，他调往浙东。

　　根据路南特委的指示，我的直接领导人是吕炳奎。我的具体任务是领导在松江的钱锦芳部和团结改造青浦的王皮夫部队。这两支部队中已经有我党的同志在工作。我记得在钱锦芳部队，有任友良。任当时是共产党员，后来他跑到忠救军去了。我去松江乡下钱锦芳部，就是任友良带的路。

　　钱锦芳是松江的一个地方领袖，在天马山小昆山一带群众中的威信很高。他的队伍有30多人，在地方上很有影响，我是以新四军名义做他工作的。他表示接受我们领导，而且很尊重我们的意见。我看了部队后，向他提出：第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组织战士上政治课，讲抗日道理，不要天天晒晒太阳，搓搓麻将；第二，要加强军事训练，天不亮起身出早操，训练要隐蔽地进行；第三，部队要经常转移，以防敌人袭击；第四，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钱说没有领导人，希望我能下去带部队。我说如果上级派我下来，我会来的。我看钱锦芳这个人抗战意识较强，他非常佩服新四军，自己还能带带部队。我对他比较有信心。

　　王皮夫的部队属伪军编制，里面也有共产党人。王比较进步，我们争取他反正，率部起义。我没有来得及与王皮夫本人接触，工作都是通过王部队里的党员去做的。

　　由于当时我下去带部队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路南特委把工作地点设在上海。与我住在一起的另一个同志，他的工作是争取教育上海洪帮人物陈大班。我们住在亭子间里，公开身份是做生意的，白天一般不出门，晚上出去活动。我们生活相当艰苦，吃饭也不正常，有时买几只牛肉包子算是改善生活了，大多吃马路摊贩的“黄豆菜粥”。这些都是大饭店里吃剩下来的重新烧煮的残羹剩饭，弄一只桶，两只碗，放在马路边上，卖给那些连摊贩饭都吃不起的穷人。当时二房东对我也很注意，弄不清我是干啥买卖的。

　　§7．奉命重返浦东

　　大约过了两三个月，吕炳奎通知我重返浦东，把浦西的工作移交给王三川同志，这是路南特委的新决定。

　　当时情况是金子明和张席珍回浦东后，浦东“五支队”的政治指导员已是成君宜同志。军事仍然由张席珍负责。成君宜是上海党组织派下去的，但与张席珍合不来，关系搞不好，斗争局面受影响。组织上决定把成君宜调走，仍把我调回来与张席珍合作。成君宜同志后随连柏生转移到浙东根据地，在1944年2月11日的战斗中光荣牺牲。

　　我马上把关系移交给王三川。王三川同志接替我工作后，不久又被派到浙东余姚县城去做伪军张妙根的策反工作。张是王三川的同乡，江湖习气重，对王三川崇拜得五体投地。为了策反张妙根部，浙东区党委就派他去控制张妙根部。不幸的是，由于我们工作上一个环节不慎，被敌伪察觉，王三川同志于1945年5月1日在余姚太平桥被敌人杀害。

　　后来，浦西这两支部队都没有被我们争取改造过来。特别可惜的是钱锦芳这支部队。钱锦芳本人思想进步，抗日坚决，愿意把部队交给党，后被敌人察觉，惨遭杀害，部队也随之解散。

　　当我第二次到浦东时，虽与我上次离开仅隔三四个月，但整个浦东的斗争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东路指挥部加强了浦东的领导力量，由连柏生、蔡群帆、林有璋、夏治行、成君宜等一批骨干，组成了“五支队”的第一、二、三、四个大队。除地方常备队外，部队已发展到500多人的规模。枪支弹药也较充足，常备大队也有好几百人。这一情况已引起日本军方的高度注意。日军为巩固其上海的外围阵地的安全，不断加强对浦东的“扫荡”，寻机袭击我军。另外，日军在苏、常、太搞试点“清乡”，颇为得手，正在发动对太湖东南地区的“清乡”，浦东是它下一个重点“清乡”目标。我们刚刚发展壮大起来的抗日武装正面临新的考验。

　　另一个情况是，1941年春，日军大举进犯浙东。浙东的国民党10万守军，全线崩溃，退居以金华为中心的第二线固守。浙东三北地区，即余姚、慈溪、镇海三县的北部相继沦陷。不过敌人主要占领了重要城镇，大片农村山区则成为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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