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5)_朱亚民

五

　　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看，浦东平原5000平方公里，虽然没有广阔的回旋余地，又没有崇山峻岭的掩护；但浦东地区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盛产大米、棉花、花生、山芋、食盐、水产，不少农民连上海都未到过，村庄分散而稠密，港汊河湾密布，不熟悉路的人如入迷魂阵，看得见叫得应，却走不通，道路和河港沿岸，自然繁茂生长着一人多高的秆棵、芦竹、灌木，到了秋冬才有人去收拾。这种自然地理环境，虽不适合大部队活动，却还能适合小部队机动灵活的作战。

　　浦东在江海之滨，三面环水，背靠汪洋大海。敌人兵力不足，驻防分散。只要我们能控制可靠的运输工具和进出口岸，建立秘密的运输通道，可以变不利为有利，变死路为活路。敌人无法堵死我们，我们却可自由出入，四海为家。

　　另外，从敌情、顽固派和中间势力看，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日军是外来侵略者，又执行着前无古人的野蛮政策，日伪之间也有矛盾；另外，敌人派系很多，多线领导，这对我们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十分有利。顽固派有“土”“洋”之分，“亲”“疏”之别，我们就可分清主次，区别对待。地方实力派是中间势力，只要我们政策运用得好，也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更主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时时处处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浦东人民深受日军烧杀掳掠的苦难，只要我们真正是抗日的，一定会得到人民衷心的拥护和支持。

　　所以，浦东这块地方，有人比作围棋盘上的一只死角。落子得法，可以全盘皆活；一着不慎，全盘皆输。这全靠我们如何利用这些条件，巧妙灵活地组织斗争了。

　　§3．灰色隐蔽，积蓄力量

　　我到部队不久，即1940年七八月份，江苏省委决定，上海地下党今后专门负责上海市区的地下斗争，不再领导郊区的武装斗争，浦东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归新四军东路指挥部谭震林领导。

　　所谓“东路”，是指无锡到江阴的锡澄公路以东的广大游击区，谭震林同志任“东路指挥部”司令兼政委。浦东同东路的联系必须经过秘密交通。我们划归谭震林领导后，连柏生去见了谭震林。谭与连谈话，使他更加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谭要连柏生坚持“灰色隐蔽、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不要亮新四军的牌子。

　　连柏生同志回浦东后，就积极活动，设法改用部队的新番号。

　　我们部队原来的番号叫“抗卫二大”，属地方保安部队一类的，只能限于二区一带活动。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必须利用合法手段，争取部队更大编制的番号。一方面，可以发展和扩充部队；另一方面，又可以灰色隐蔽。

　　正在这个时候，原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第五支队被日伪“扫荡”消灭。我们决定设法争取这个番号。连柏生同志便去找国民党川沙县长唐有余，请他帮助。唐与浦东国民党当权人物王艮仲有矛盾，其兄唐有嘉是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参议。当时，唐有余闲居上海租界家中。连柏生以同乡之谊登门拜访了他，同他攀认了远亲，向他讲了“抗卫二大”发展的情况，要求扩编为支队，请他在顾祝同处活动。唐手下没有部队，也想乘机拉拢我们，以此向上邀功。唐有余就以他名义，写了介绍信给兄长唐有嘉。我们派浦委委员张晓初同志，以我部副官名义，去上饶第三战区司令部找唐有嘉，并按唐有余意，买了好多支派克金笔，分赠司令部各主管，以促成其事。同时，唐有余还介绍连柏生去见顾祝同派系的国民党松江县长阮开基，也请阮从旁向顾说项。这样，于1940年10月，张晓初终于拿回了第三战区淞沪游击第五支队的关防。从此，我们就用“五支队”的番号，转战于浦东和浙东地区。

　　1941年冬，我们又通过唐有余等的关系，在上海租界与第三战区淞沪专员王文虎取得联系，由鲍季良代表部队与王文虎接触，进一步争取“纵队”番号。因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上海租界，商谈就中止了。

　　有了“五支队”这个番号后，我们就把原来的“抗卫二大”改为“五支队”第一大队。支队长连柏生，副支队长王才林，我任政治指导员。张席珍任大队长。但实际上还是这些人和枪。

　　§4．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

　　日军占领了浦东的大集镇，伪顽以及地方势力则割据了所有中小集镇和农村。我们的部队就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活动，在敌、伪、顽、友的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经常出现前村驻的是伪军，后村驻的是我们。离敌人最近时只有1至2华里，远的也只是7至8华里。一有动静或走漏消息，敌人就会进攻。

　　我们这支部队，开始得以隐蔽地发展，还与朱人俊同志等成功地做伪军工作有一定关系。

　　在我下浦东之前，朱人俊同志就开始注意做伪军的分化瓦解工作。他是大同大学毕业生，“一二·九”运动的上海学联代表，1938年10月入党。抗日战争爆发，他放弃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留学机会，毅然返国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上海党派他到浦东工作。新浦委成立后，他根据金子明从“东路”带来的《开展敌伪军工作的指示》，重点做伪十三师五十团的工作，从1940年五六月至1941年春，仅半年多时间，浦委以朱人俊领导的伪军工作委员会在五十团内掌握了六个连的武装，在五个连队建立党组织，共有57名党员，掌握13挺轻机枪，机枪手都是共产党员。上面讲的吴建功掌握的储贵彬二营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另外是三营和特务营。

　　我和朱人俊同志很少见面，但相互配合默契。他们控制的伪军“防区”，我们队伍有时也去活动。有时我们从他们那里获得敌人活动的一些情报，必要时也支援我们一些给养。朱人俊同志有内线关系的伪军撤离某地方，有时就把被子、毯子、药物等留下。当我们的枪支坏了，经过修理后需试射，这在当时环境，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也全赖人俊同志控制的部队帮助解决。但这种关系只维持到1941年春。因为，这时伪十三师要调防浙西，朱人俊与路南特委研究，决定把我党控制的部队转移到浙东地区继续隐蔽发展。

　　§5．战争中学习战争

　　我下去的时候，“抗卫二大”或以后的“五支队一大队”，四五十人。枪是好的，子弹也有，就是短枪少。部队没有专门制服，放下枪与老百姓没有两样。但部队是集中活动的，分六个班，正式按军队编制集训操练。支队长连柏生一般不随部队活动。支队副王才林是共产党员，也是连柏生在上海新陆师范的同学，他也是“保卫四中”、“抗卫二大”的创始人之一。由于他身患肺病，也不随部队活动，不久，就调新四军东路指挥部工作。老百姓习惯上称这支部队是“连柏生部队”。真正跟随部队活动的是张席珍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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