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回忆(10)

一〇

　　毛主席在讲到高级干部要读马、列的几本书的问题时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指陈伯达——作者注）就搬出什么第三版（指陈伯达编印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中收了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德文第三版所作的序言中的话。─作者注）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增加对唯物论、辩证法的了解。……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的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毛主席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时，批评林彪一伙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毛主席在强调搞好党内外团结的问题时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些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周总理、康生在闭幕会上也讲了话。会上，中央还宣布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的决定。

　　9月7日，林彪、叶群下庐山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九江机场送他们。在叶群导演下这些人还在一起照了集体像。这实际上是表示他们的团伙要抱得更紧密。林彪走后，黄水胜等人也很快离开了庐山。

　　9月8日，各省、大军区的负责人都走了。

　　9月9日上午，周总理、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走了。

　　这次全会后期，我主要是抓了对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和会议的收尾工作。

　　散会后，全会服务人员要求毛主席接见，同毛主席合影。9月9日下午2时，毛主席接见了为全会服务的会务人员。因为那天下雨，安排在庐山礼堂接见。后来雨停了，就改在室外，用夹道欢送的形式接见。照完像后，我们就同毛主席一起下了庐山。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林彪集团的失败而告终。但是林彪一伙并不甘心这次失败。

　　§3.“读点马列主义的书”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国开展批修整风运动，毛主席提出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特别是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同时，毛主席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和“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要求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和认识。

　　9月9日我们下庐山后，毛主席的专列先到长沙，毛主席与华国锋同志在车上谈了话。专列停在支线休息，于15日到武昌。

　　在去武昌的路上，毛主席亲切地问我：“你在想什么？”

　　我说：“我在想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

　　毛主席高兴地说：“这好嘛！”

　　我说：“在山上开会，忙于会务，没有时间想自己的问题。现在有空闲时间了，可以好好地理理自己的思想了。”

　　毛主席对我的态度比较满意。他说：“这样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的心是好心。”

　　9月15日，专列抵达武昌。送毛主席到东湖宾馆住下。安顿好后，我就考虑根据自己新的认识，再写一份检查。到了晚上，我的检查写好了，呈送给毛主席。

　　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已经点了陈伯达的名，对陈伯达的错误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所以，我对自己错误的性质的认识又提高了一些。在这次的检查中，我也批判了陈伯达。

　　现将我第二次书面检讨的主要内容抄录如下：

　　主席：

　　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除了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的两次检查和一次书面检讨外，最近经主席多次谈话，对我进行严格的批评和亲切的教育。每次谈话对我启发很大，教育很深，我越想越难受，总觉得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受误会的同志，我真是辜负了主席的信任和教育。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是有罪的，我应牢记这次教训，努力改正错误。

　　我完全拥护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英明指示。在这指示以前，我没有识破陈伯达。他的手段特别阴险、恶毒，利用九届二中全会搞突然袭击，造谣和诡辩，欺骗不少同志。他打着论天才的旗号，其实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要夺毛主席的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次把陈伯达揪出来，使党更加团结，更加纯洁，更加巩固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前三天被陈伯达利用欺骗有三件事：（一）在华北组他突然的又是有计划的发言，利用我的无能，而心情非常激动，又不加分析，更不顾自己的身份，就起来发言，结果当了陈伯达坏人的炮手。（二）我怀疑陈伯达事先看过修改过华北组的简报，他利用简报来扩大到各组煽动欺骗人。我建议中央派人追查陈伯达，事先是否看过修改过这期简报，这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而且简报内容中他的很少，我的很多。我看有阴谋，有鬼。（三）陈伯达利用听林副主席录音报告时，把论天才的语录交我打印五份（当时我交代打印二十份，准备政治局同志要时免得再打印）。现在看来是陈伯达的阴谋诡计，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

　　由于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存在着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思想，有主观片面性，遇事易激动，缺乏冷静的考虑分析问题，再加上文化理论水平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警惕坏人破坏中央团结不够，平常学用毛泽东思想不好。因此，遇到陈伯达这样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不仅没有识破，反而受他蒙蔽利用了。

　　这次我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的错误，对我触动很大，教育很深，我应很好的接受这次教训。今后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特别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通过学习提高认识，提高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在实际工作中，努力锻炼自己，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切实改造世界观。上述认识是否妥当，请指示。

　　敬礼！

　　汪东兴

　　1970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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