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小家族起变化(2)

小家族起变化(2)

　　一股怒火，陡然在我胸中升起。但是过了不大时间，这股怒火就被一股冷气压熄了。我看到了众叛亲离的预兆。

　　纸条扔到马桶里被水冲走了，纸条所带来的心思却去不掉。我默默地回想着这几个青年人的过去和现在，觉得他们的变化简直不可思议。小秀不必说了，其余的几个是怎么变的呢？

　　大李，他的父亲原在颐和园当差，侍奉过西太后，由于这个关系，在宫里裁汰太监时，他得以进宫当差，那年他才十四岁。后来随我到天津，和另外几个童仆一起，在我请来的汉文教师教导下念书。他正式做了我的随侍，是我认为最可靠的仆人之一。我离大栗子沟时，挑了他做跟随。在苏联，他曾因一个日本人不肯让路而动过拳头，对我却始终恭顺，俯首贴耳地听我训斥。他为我销毁珠宝，做得涓滴不留，一丝不苟。对这样的一个人，我实在想象不出他发生变化的理由。现在事实就是如此，在他的眼里，已经没有了“上边”和“下边”了。

　　小固，是恭亲王溥伟的儿子，溥伟去世后，我以大清皇帝的身分赐他袭爵，把他当做未来“中兴”的骨干培养，他也以此为终身志愿，到了苏联还写过述志诗以示不忘。他在我的教育下，笃信佛教，曾人迷到整天对着骷髅像参“白骨禅”，而且刚到哈尔滨那天，还不忘表示过忠诚。没想到这样的人，竟会编出那样的快板来讽刺我，显然，他的忠诚是不存在了。

　　最不可思议的是小瑞的变化。如果说大李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小秀是由于“睚眦之仇”，小固是看穿了“白骨样”之类的欺骗，那么小瑞是为了什么呢？

　　小瑞是清朝惇亲王的后人，他家这一支自从他祖父载濂、叔祖父载漪和载澜被列为“庚子肇祸诸臣”之后，败落了下来。他十九岁那年被我召到长春，与其他的贫穷“宗室子弟”一起念书。在那批被称为“内廷学生”的青年中，他被我看做是最听话、最老实的一个。我觉得他天资低些，心眼少些，而服侍我却比心眼多的更好。在苏联，他表现出的忠诚，五年如一日。记得我曾经试验过他一次，我对他说：“你如果真的忠于皇上，心里有什么，都该说出来。你有没有不敬的想头？”他听了，立刻满脸通红，连声说“有罪有罪”，经我一追问，这老实人说出了一件使他不安已久的事。原来有一次我为了一件事不称心，叫几个侄子一齐跪了一个钟头，他那时心里喊了一声冤枉，埋怨我不好伺候。他说出了这个秘密，满脸流汗，恐惶万状。如果我这时下令叫他痛打自己一顿，他必是乐于执行的。我只点点头说：“你只要知罪就行了，姑且宽赦你这一回！”他忙磕头谢恩，好像从地狱回到天堂一样的快乐。从苏联临回国时，我断定性命难保，曾和妹夫、弟弟们商量“立嗣”问题，决定叫小瑞做我的承继人。他听到这个决定后的表现就更不用说了。如果说，在苏联时我有时还叫别人干点什么，那么回国之后，别人就不用想插手，因为我身边的事全被他包办下来了。这样的一个人，今天却教训起我来，说我“有罪”了！

　　这些不可思议的变化，其实只要细想一下，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的。新年晚会那天，小固有一段快板诗，里面反映了他们的思想变化。大概意思是说他从少年时期到了伪满，终日在“内廷”里听着反宣传，受着奴化教育，久而久之认为日本人是天底下最强大的，中国老百姓是天生无能、该受摆布的，以及人是生来要分等级的等等。他们回国之后，才明白过去是受了骗。回国的第一天，在绥芬河车站上发现火车司机是中国人，这就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以后，几乎天天发现有出乎意料的事情。他们最感到意外的，是所方人员的态度和抗美援朝的胜利……

　　小固的这段唱词，我当时只当做是一般的开场白，未加注意。然而这不正是他们对我“背叛”的原因吗？他们不是发现被我欺骗了吗？但这都不是我当时能理解的。我最不明白的是，他们离开了我以后，与所方人员——所长、干部、看守员、炊事员、医生、护士们接触时，都强烈感觉出与前不同的地位：在这里，虽然是个犯人，却是个有人格的人，而从前虽然被看做是个贵族，被看做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实际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奴才。他们越想越觉得自己的青春时代过得不光彩。我们回国，列车在沈阳站停下时，正赶上与我们同车的一位女工^①下车，这位女工因保护祖国财产而负伤，在站上她受到了各界人士们的热烈欢迎。他们听车上的公安战士们讲述了那位青年女工的故事，第一次知道了原来还有这样不同的青年生活在人间。以后，他们又听到了志愿军的英雄事迹，祖国建设事业中的英雄事迹，这给他们打开了视野。他们经过不断的对比，不由得不开始思索起许多问题：为什么从前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为什么同样是青年人，人家会那样生活，而自己却只知参禅、磕头？为什么人家那样尊严地、光荣地生活着，而自己却受到无理打骂还要谢恩认罪？为什么人家这样有本事，而自己却什么也不懂？……

　　①即大连化工厂女工赵桂兰。赵因用身体掩盖了一瓶将要爆炸的化学物品，被炸去了一只手，保住了工厂。

　　这样想着想着，他们就变了。他们开始认真地学习，开始向所方讲出了过去的一切。

　　我消灭了纸条，靠墙坐着，忧间地想：共产党真厉害，不知是使了什么法儿，让他们变成这个样儿。我惟一感到一点安慰的，是妹夫和弟弟们还没有什么异状，不过这点安慰，却抵不上我的忧虑：小瑞会不会向所方检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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